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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路不断延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都从古老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欧美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黄金时代”，宋骁飞的夫人们也表现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们赢得了民众广泛的爱戴和欢迎。

席幕嫣执掌中国的红十字会，不停地走访中国各地，频繁地参加国内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开幕典礼，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奔走呼吁，走访中国最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云南和贵州，以表达对当地人的关心。席慕嫣也相当睿智，能胜任她的角色。她已经习惯于为自己深爱的丈夫辩护，以至于可以驾轻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锐的问题。在陪着宋骁飞出访美国的活动上，一位美国左翼记者提问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捡食垃圾，你跟大总统该如何解释？”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纽约也能看到有人捡食垃圾！我们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在飞速进步！”

而容蓉，不仅对欧洲文艺很了解，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情有独钟。身为一国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她从政府财政收入中申请了专项资金用于从国外和民间购买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包括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骁飞对她此举也比较支持，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收藏。此外，容蓉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黄金时代”的快速改革，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直接伤害了这些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感觉到无所适从。

而且。公共卫生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也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提升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扫盲运动，使中国的识字率从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长到40％。还有上百万的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归来。同时，工商立国让极少数人暴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权威体制下，中国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又导致政府官员寻租造成的大面积**。此外，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政治参与，所以很多人对复兴党的权威独裁亦多有不满。

并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轻人，较高的期望与并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尤其是一些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所以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复兴党

宋骁飞知道。中国的大改革必须立即启动了。当阮忠枢让宋骁飞罢免鲁迅，宋骁飞思考了良久，说：“你马上通知在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明天到国民议会召开全会。”

阮忠枢知道宋骁飞准备回应社会关切了，他有点担心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大总统转述李鸿章总统的那句话：‘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学生们还在街头示威，还是先解决鲁迅的问题吧。党内反对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击他，认为他不适合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宋骁飞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是该给年轻人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了。”

阮忠枢说：“就怕年轻人心太急呀。对了。谈起我们的孩子，还真不让人省心呀。有消息说。克仁和义勇也参加了学生的街头游行。”

袁克仁是宋骁飞的长子，克仁是宋骁飞给起的名字。袁克仁的生母是于小婉。生下不久，被过继给大夫人秋伊。因为秋伊膝下无子女，对袁克仁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

袁克仁也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从小立志做一名仁人志士。因此宋骁飞对他有些偏爱，送他去了美国西点军校深造，十五岁就毕业回国。他开明又富有雄心壮志，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审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装，他最喜欢的行头就是西点的军礼服，蓝色的呢绒，宽阔的肩章，丝绸绶带。

阮义勇是阮忠枢的次子，是袁克仁在西点军校的同学。和他们一起上街的，还有冯国璋极为器重的三儿子冯家遇，毕业于北洋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