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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富家公子交了钱就免除了兵役，那穷苦的老百姓呢？“青苗法”则更加荒唐了，因为新法在上面说的冠冕堂皇，但到了下面，便成了很多地方榨取老百姓油水的工具，地方上用朝廷的法律做掩护，任意放发高利贷，苦的自然是老百姓。

司马光的万言书打动了高太后，决心推翻新法。于是，高太后将司马光被升为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当时，按宋朝的建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应是当朝第一权臣。

随后，高太后又将吕公著从扬州调了上来，先任其为尚书左丞，又升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分别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枢密院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以司马光和吕公著为中心的新的朝臣班子。

高太后重用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批守旧派。这批人多反感新法，所以方向一致，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翻新法。

司马光素与苏轼交善，所以，少不得把这位大才子弄到自己身边，荐举他为中书舍人。司马光大权在握，党派形成，又有高太后做后台，于是，果断地废除了“青苗法”和“免役法”，本欲恢复“差役法”，大臣章惇出班反对。

章惇道：“新法乃先帝（神宗）力推而行，王相为之呕心沥血，眼下，各地成果初成，怎可一朝废去？”

司马光道：“章大人可否到各州府调研？”

章惇道：“本官也曾游历各地，便闻新法之利，像司马大人《万言书》中所言弊处并非不见，但总是少数，金无足赤，事无完美，我们怎能因少许瑕疵而累大局呢。”

司马光说：“本官在地方上呆过，也曾遍访多处，所闻所见恰恰与章大人的相反，新法在各地是利小而弊大。”

章惇向哲宗及高太后道：“万岁，太后，前朝功绩万不可草率废除啊。”

哲宗看看高太后，不敢擅自做主。

高太后已经决意废除新法，所以，见章惇为新法辩护，自己反感。她淡淡地道：“章爱卿，你乃前朝旧臣，忠于先帝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哀家希望你不要让下面那些官员蒙蔽了眼睛，司马爱卿说的明白，那些地方官员大发新法财，靠朝廷的改革压榨百姓，他们有几个不说新法之好？那样的话你也能信？”

章惇额头的汗刷地下来了。

高太后挥挥手，示意章惇退下。

章惇看看司马光，归班站好。司马光也瞥了他一眼。此时，两人心中各有算计，章惇在想，司马光啊司马光，我看你依仗高太后能到几时。司马光却在想，要推翻新法，必须要搬掉章惇这块“绊脚石”，否则，还不知哪天他又跳出来。

于是，司马光找了个理由，将章惇出知汝州去了。

章惇一走，朝中纵便还有一些维护新法的官员，但自知威信不如章惇，多不敢发言了。

不过，并非没有人站出来，苏轼便是其中的一个。

从战线上讲，苏轼应属于旧派系，和司马光一个阵营，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只是，苏轼在推翻新法上，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推翻新法不易太猛，须循序而进，又认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处，而司马光力主恢复的差役法也有弊端，须和王安石的新法内容整合完善才对。司马光对苏轼是尊重的，仔细地听了他的意见，没有表态。范纯仁见苏轼发言，也劝告司马光，欲速恐不达。司马光是个固执的人，他认为新法弊端如同肿瘤，须一刀割去，越痛快越彻底，像苏轼等人这样婆婆妈妈，只有让新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使日后废除，也可能死灰复燃。于是，司马光一意孤行，传令下去，五日之内，推翻免役法，推行差役法。

绝大多数地方官员认为限期太短，难以施行。谁知，有一人却顺应了司马光的心思，在五天内将王安石的免役法推倒，按照司马光的号令，施行了差役法。这个人就是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

当时，司马光对蔡京大加赞赏，认为他给自己挣了面子，为自己增添了决心。在推翻新法一事上，司马光再不迟疑，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随着新法一项项被推翻，司马光一派的威望和影响力在朝廷乃至各地越来越大。

司马光一派起来后，依附高太后，少不得要对哲宗指指点点。哲宗在龙椅上踢蹬不开，便想在龙床上找点乐子。谁想，一干大臣对他纷纷指责，认为他年纪尚小，要以学习治国方略为主，不应亲近女色。

哲宗是个固执的人，套用一句俗话，就是说，他是个驴脾气的人。好啊，在朝上，我坐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