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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五十六个民族。幼儿园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和民族饭店一南一北的隔着长安街，斜么茬儿的打了个“照面儿”。

晚上趴在窗台上，能看见民族宫的霓虹灯，那是西长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暂的缤纷，总是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还没敲完，孩子就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这里，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约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那爱出幺蛾子的秉性便开始显露出来，成了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头儿”。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着脚偷跑出去淌水，淌了两脚的稀泥，上床以后觉得这脏脚丫子没地儿放，一抬腿往墙上一踹，“吧唧”白墙上就是一个黑脚印。坏了！这黑脚印怎么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着。

午睡的时候管生活的阿姨要来查房，给小朋友盖被子。她看见我有一只胳臂露在外边，手还贴着墙，就命令：“躺好喽！”我佯睡不语。阿姨过来把胳臂拽开，一眼看见墙上的黑脚印，就将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这才发现那两脚的黑泥。阿姨的火可就大啦，抡开巴掌就在我的屁股上招呼。

她一边打一边骂：“小白明呀，你可是坏死了！这脚脏了可以洗，墙脏了怎么洗？你还挺聪明，知道用手捂着，捂得了今天捂得了明天吗？”

这会又进来了几位阿姨，一齐查看“现场”，她们惊讶地看着我说：“哎哟喂！你看这孩子坏得嘿，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说着话就肆无忌惮地打我的屁股。

“掩——耳——盗——铃”，在一顿结实的巴掌下，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字。日后，我特爱拿这句成语“批判”别人，把别人给数落急了，人家就问：“你丫干吗跟这四个字儿那么亲呀？”我心里说了：咳，这种事儿干过呗！

更有甚者，我在地上捡了个没头的破铅笔，发觉蘸着煤末子可以在台阶上画画儿，用煤末子当绘画的原料，那可是太便宜啦，锅炉房里有的是。于是就号召小朋友们往裤兜里装煤末子，每人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再撅一节树棍儿，蘸着煤末子逮哪画哪。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把这茬儿都忘了，脱了裤子就上床，照例管生活的阿姨要给我们叠衣服，提溜着裤脚一抖搂，“哗——哗——”天女不散花，改撒煤末子了，满屋子黑尘滚滚，掩人耳目。气得阿姨扯着嗓子大叫：“都给我爬起来！这是谁教你们干的？”

小朋友们就异口同声：“白——明——白——明。”

我被“押解”到园长室，这回阿姨没抡巴掌，妈的改用手拧了。敢情这“拧”比“打”还厉害，疼得我吱哇乱叫，赶紧认错坦白。阿姨一边掐一边问：“还出不出幺蛾子了？”

在幼儿园生活的那几年，我没少挨打，五六十年代，当阿姨的急眼了“呱嗒”孩子几下不算什么，没人特别在意。另外，严师出“高徒”，记得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的小学一年级上得就特别顺利。

记得刚上小学的头一天，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十只小鸟，对下面的学生们说：“树上有十只小鸟，被猎人打下来三只，还剩几只？”说着话就用板擦擦掉三只小鸟。

一个撅着歪辫儿的女孩子举手起立说：“老师，还剩下七只。”

“好，你回答对了，你就做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老师高兴地说。

我扑哧一下子就乐了，老师问笑什么？我说：“她回答得不对，树上没有小鸟了，都给吓跑啦。”

老师也笑了，用教鞭敲打着我的课桌说：“大家在讲算术，没讲故事。你个小不点儿的，挺会出幺蛾子！”

其实这算什么呀？幼儿园里学的玩意儿多了，随便抖搂抖搂都能混他个“师长”、“旅长”的干干，只是不稀罕表现罢了。

可有一样到今儿个也没整明白，40年前在幼儿园里学到的那段低智商的关于“打鸟”的贫嘴笑话，怎么就成了今天这跨时代的，而且是特别时髦的“脑筋急转弯儿”了？看来历史还真有倒着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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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墙与护城河

我的小学是在北京西城的一所小学上的，而那“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的日子，又是在这所学校的“分校”里度过的。

分校位于北京城西边的老城墙根儿，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文昌庙”，主殿早已坍塌，东西配殿被用做教室，好像只有两个班的学生。这个分校里没有操场，教室的门外，靠着墙根儿放着一个“文昌君”的石头坐像。

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