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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感”，心里翻江倒海，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四周围清静了，纪元掏出那把用红布包着的手枪，最后又看了一眼，说声“永别了！”就把它轻轻放入水中，手枪很快就沉了下去。

看着水面上泛起的涟漪，纪元一个劲儿地发呆，他并未感觉到轻松多少。这事儿能就此了结了吗？扔掉这把手枪我就清白了吗？他觉得自己仿佛丢掉了什么。

是丢掉了父亲当年留给自己的蒜条金？不是！金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毫无价值。是丢掉了随四野南下作战的“骄傲”？也不是！南下生涯中毕竟还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是把什么给丢了呢？纪元始终没有明白，他是把勇气和自信丢了，其实他骨子里是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即便遗传了三奶奶的暴躁和固执，却都掩盖不了他的这个致命弱点。

但是，在杂乱无章的思绪之中，只有一点纪元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是这件事情远远没有了结，沉入湖底的“勃朗宁”手枪，日后却变成了一把“达莫克利斯之剑”，而且是用发丝系着，就高悬在自己的头顶之上，这一悬就是三十多年。

可无论如何，纪元对党可以说是无限忠诚的。

他一次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一次次地向党组织倾诉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次次地寻求党员同志们的帮助，同时也一次次地在灵魂深处发出忏悔。

在这个漫长而又熬人的过程中，纪元几乎变得有些神经质了，一度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很快就清醒了，坚信党组织一定能原谅他，一定能够吸纳他，同时也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纪元没有任何抱怨，反而更加坚定了对党忠诚的信念，即便眼前尚有一些“未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党的爱戴之情，就像甘雨滋润焦渴的禾苗，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

“结论”

1958年的5月，纪元终于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据说当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细致的纪元，将这个“结论”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才给了我今天能够讲述这段“传奇”的机会。

关于枪的问题结论

（1958年5月17日）

XX谈：关于枪的问题，局里现已了解清楚，现做出结论，请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结论内容：

1。白纪元出身于自由职业者，现年31岁，1949年参加工作。

年肃反时，白交代曾在南下时购买手枪一支，回京后怕找麻烦未向政府交代，曾在1951年同其爱人刘文英将枪扔在北海。

3。根据我们的调查，据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材料讲，白纪元买枪是从一司机常某人处买的，属实。并与爱人刘文英一起扔掉，亦属实。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调查结果是：白所交代的问题基本属实，今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新情况由白负责。

1958年5月7日

同意上述处理

白纪元

1958年5月17日

得到此“结论”的一个多月后，我——这个纪元最小的儿子便出生了。

纪元来不及高兴，或者说根本就不高兴，他已经没有以往那种含饴弄子的心情了。强烈的进取心，驱使着他拖着病弱之躯，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当时“大跃进”年代那火热的工作当中，继续向组织表明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

纪元认为有了上述“结论”，自己如释重负，从此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

遗憾的是他又想错了，事情仍旧没有这么简单，那把“达莫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被人摘下来，一到关键的时刻，它就又忽忽悠悠地悬在了他的头顶。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六十年代中期纪元的几则“日记”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65年11月3日（与X处长谈话）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

X处长谈，不少同志都有（入党）要求，前些时候支委都研究过，你也准备研究。但我的问题主要还是枪的问题，和老X一样，需要找证明人，他是什么情况下脱党？我的情况也是一样，也要找证明人，证明从谁手里买的？证明扔在何处？

我谈，这个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怎么又不清楚了？我一定协助组织弄清，关于从何人手里买的，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可找李XX了解。X处长谈，研究研究吧，需要补充再来找你。

通过谈话，我深深明白若干年来，还是枪的问题，看来过去没有认真、全面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