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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怂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发出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

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张学良如言照办。

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以前有“老帅”在，多少还有“一人之下”的模样，如今完全是“万人之上”了。张学良在他心目中，只是个刘阿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刘先主临终以前，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说“若鄙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外号“小诸葛”的杨宇霆，认为张学良这个“鄙子”，实在“不才”，已在作“自取”的打算。

因为如此，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小字眼”，司令长官变成“司令长官儿”。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奉为首座的贵宾，不是“司令长官儿”，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孙联帅”，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

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在此以前，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患在不远，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疏远日本，杨宇霆答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便问：“如果是你的这一宝押中了呢？”

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

张学良有个洋顾阳门也是好朋友叫端纳，澳洲人，其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英国的在华利益，一向是跟日本发生冲突的，所以端纳对走日本路线的杨宇霆，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