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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科教育的发展。

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

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

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

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

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实行。

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

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

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

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

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

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

###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

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的勾当。

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

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领导小组”想法制止。

徐恩曾便以###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

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

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

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

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