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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远的地方——甚至到了国外，把那些瓦片都忘了。后来他回到故乡，想起瓦片，发现以前埋藏瓦片的地方现在是一座水库，那汪洋的波光，跟白花花的银子无异，——这是一层境界。以前埋瓦片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大厦，底层是一家银行。他呆立门前看人家出出进进，怅然若失，因为钱都被别人拿走了。——这是另一层境界。我想还可以有别的境界。

作家的观察力、想像力、体验的能力都可能因“心的伤害”而增强，“一朝被蛇咬”的人看草绳，必定和一般人不同。有一位作家说，他从小常被后母打骂，挨打的时候钻到八仙桌下躲避，四条桌腿这种象征性的栅栏，无效的防御工事，至今引起他的紧张感。有一位作家爱吃花生米，但不多吃，他可以用五千字写一粒花生米令人一口气读完。他说，童年时随着祖母逃难，一路上十室九空，他们整天没有饭吃，祖母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把花生米，一面拉着他走路一面用花生米喂他。祖母先把一颗花生米塞进孙儿的嘴里，然后把一颗花生米放在自己的嘴里，然后再把一颗花生米送进孙儿嘴里……我们写八仙桌，写花生米，一定写不过他们。

挫败对作家似乎有益。人生中有种种遭际，在别人看来是负债，对作家却是收入。“一旦归为臣虏”对一位国王当然太不幸了，可是对李后主呢？“家破人亡”对任何人都是不幸，可是对曹雪芹呢？有人统计古今中外有多少作家坐过牢，有人指出中国诗里面的悼亡诗都比定情诗写得好，下第诗都比应制诗写得好，除夕做出来的诗都比元旦做出来的好。有人说文艺创作是苦闷的象征，有人说要造就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别让他得志。进而有人说，作家即使生活得很好，也要有一种“挫败感”，挫败感是一种主观上的不得意，它一如春情发动期，是可以受孕的征候。这一切说法都是为文学的胎生说下注，传统的文学理论家自来赞成胎生。

所以，文学创作是“有病呻吟”，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有一位作家说，创作是我的“私事”，与人无涉。另一位作者干脆提出口号：“为我自己而艺术”。所以，作家的心思意念是无法掩饰的，他的情感是不容虚假的：“爱情和咳嗽都不能隐瞒”，临盆生子尤然。我喜欢崔宁碾玉的故事，崔宁是一个玉匠，秘密和郡主相爱。在当时，这种恋爱触犯礼法，他们于是私奔，于是被官府追缉。他们藏得很严密，但是崔宁碾出来的玉观音每一尊都逼肖郡主，无法有别种造形。官府的侦探以崔宁的作品为线索，一路追查，逼得崔宁无处躲藏。崔宁在家庭破碎之后流离失所，双目失明，他什么都不能做，可是仍然能够碾玉，他碾出来的观音像更精美，观音的面貌也更像郡主——他的妻子。爱情受到阻挠，婚姻被拆散，崔宁的内心是痛苦的，痛苦产生了艺术，艺术作品流露了他内心的秘密，他不想掩饰，也不能掩饰。有人说作家是一种最不能保守秘密的人，有人说作家以表白心迹为职业，诚然，如果那些作品都由“胎生”而来。

文学作品并非完全出于胎生。胎生之外，另有一种创作程序，可以称之为“卵生”。母鸡从蛋里孵出小鸡来，那些蛋并不是它自己生出来的。有时候，一如《丑小鸭》中所写，其中还混杂着鸭蛋。无论是自己下的蛋也好，别的鸡下的蛋也好，甚至鸭子下的蛋也好，天鹅下的蛋也好，只要盖在翅膀底下，那母鸡就忠实地忘我地拥抱那些蛋，就会在半昏迷状态中发着高烧，用自己的体温去孵化那些蛋。它不准任何人碰那些蛋。从那些蛋里孵出生命来是它的天职，它的宗教。它是那么认真，那么热情，那么专注持久，以致它和那些蛋不分彼此，合而为一了，它以生命唤醒了蛋中的生命，生生不已、延成一线了。最后，那些蛋变成鸡，脱离母鸡成为独立的个体，母鸡也清醒过来，恢复正常。——写作，有时候恰是如此。

胎生与卵生（3）

卵生和胎生的分别是，卵是外来的，由外而内，胎生由内而外。在胎生的比喻里，“心的伤害”是作品的胚胎，在“卵生”的比喻里，“社会使命”是作家要孵的蛋。文学作品对社会有影响力，作家是有影响力的人，他应该怎样使用他的影响力？他希望社会发生何种改变？他要尽他的力量在宇宙间加些什么减些什么？在这方面，“胎生”是不能自已，不能控制，不能预先设计的，“卵生”则可以。“卵生”从选蛋开始，那时，作家是清醒的，理智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将来做出来的是什么。作家在选取了蛋——也就是社会使命之后，他热烈地、忘我地拥抱那使命，他要钻进那使命中去，也要把那使命引进他的灵魂中来。他完全爱上了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