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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他的作品仍可进入读者的生活。如果作者脱离时代，背离众生，即使是仓库管理员也读不下去，因为仓库管理员并非心如止水的古人。如今，作家们正面临题材和表现方式的革命，至于体裁，只有那么几种，他们又怎么舍得奢言淘汰？

胎生与卵生（1）

从前有一个秀才，整天抓耳挠腮、唉声叹气也写不成一篇文章。他的太太在旁“噗哧”一笑：“怎么你们秀才做文章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秀才说：“你们肚子里有孩子，当然生得出孩子来；我们肚子里没有文章，怎么做得出文章？”这个故事用笑料点破了文学创作与怀孕生育两者的相似之处：作文的人必先“肚子里有文章”，一如妇人生育必先“肚子里有孩子”。故事里面的那个秀才似乎并不明白这层道理，他说“肚子里没有文章”，意思是胎儿乃有形之物，瓜熟自然蒂落；文章乃无形之物，何处扑影捉风？他这句话是理直气壮说出来的。殊不知写作是诚于中而后形于外，是作者的“腹中”先有了“内容”，内容组成形式，化为媒介，因此，“肚子里没有文章”恰恰是秀才对自己的嘲笑。

许多人说，蚌怎样生出明珠，作家也怎样产生作品。蚌在河岸海滩张开介壳，迎接阳光，它是无猜的，不设防的，没有预定计划的。谁知一阵风吹过，蚌肉里落进一粒沙子。蚌肉是那么细嫩，而沙子那么粗糙坚硬，真是一种难堪的侵害。蚌在受辱之后赶快把外壳合起来，关得那么紧，那么严密，可是它再也没有办法把已经侵入的沙粒排出去，那沙子摩擦它，伤害它，无止无休地折磨它，它只有从体内分泌出一种含有云母的粘液，涂在沙粒外面来减轻痛苦，云母干了，再涂一层，……再涂一层，专心致志，念兹在兹，直到有一天，那粒沙子变成了珍珠。

人在幼儿时期简直是个暴君，无论他想做什么父母都得依着他。幸亏他的欲望非常简单。等他慢慢长大，面对社会，他就逐渐尝到挫折的滋味。人，可以说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与人言无二三”，有些重大的挫折造成“心的伤害”，终生隐隐作痛。在他心里有虫子咬他，热铁烙他，尖针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忘不了，抛不下，躲不掉。他刻骨地想，内在语言如潮海翻腾。他只好去做某些事情去减除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创作。

且拿失恋作例子。失恋是人生的一种挫折，受到这种挫折的人多半把痛苦藏在心里，他不让别人分担，别人也无法分担。他昼夜咀嚼苦果，吞咽苦汁，疯狂地思念那一切，越想越痛苦，但是不想更痛苦，于是拥抱那痛苦成了减轻痛苦的方法。起初，内在语言是混乱的，不成形的，但是，想着想着，在想了千次万次以后，他能在一段距离之外省察那痛苦，思念依然在循环不已地进行，内在语言却有了秩序和样式，想着想着，又想了千遍万遍之后，痛苦化入那语言作成的形式之中，翕然无间。有一天，内在语言变成了书面语言，痛苦也随着从内心移到纸上，藏在物质里。这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体一样，孕妇的灾难已完结，创造的满足随即到来。那失恋的滋味本来不堪一说，现在却有一种方法向天下的陌生人倾诉，非但不会招致讥讽，进而由他们分担痛苦，也由他们分享那痛苦解脱之后的了悟。但是并非所有的介壳类动物皆可生珠。有人在失恋之后整天打牌，有人因不能升级而终日饮酒，有人在阴历元旦那天心情不好，就拿起电话随便拨个号码，告诉对方：“你家有一个人马上要死。”有人听见别人生了孩子马上叹息：“又是一个讨债鬼！”因为他结婚多年还生不出孩子来。殷浩受了挫折，心中念念不忘，可惜只是在家“咄咄书空”，未能“珠胎暗结”。屈原行吟江畔，才念出来《天问》、《九歌》。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别人亏待他，迫害他，他却生出美，生出价值，生出人类文化的产业来，所以好的作家是国家社会一宝。

文学作品感性为表，理性为里，具体中见抽象，寓大于小。作家创作时或者从具体出发，或者以抽象为起点。一篇作品，如果因“心的伤害”而来，它的孕育过程乃是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而理性，因为伤害由生活的事件造成，而事件是具体的。安徒生号称“童话之王”，受举世推崇，但他的童年在别人的轻视与压抑下度过，并不“绚烂”，他的心灵的伤痕可以从《丑小鸭》中窥见。我们都知道母鸭自己不能孵出小鸭来，主妇把鸭蛋混在鸡蛋里让母鸡去孵化，雏鸭混在一群雏鸡里难免遭受歧视，然而小鸭中却有天鹅，有朝一日飞上天去！“丑小鸭”究竟是指安徒生自己，还是指他邻家的一个女孩？这个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若论起点，丑小鸭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