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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求仙，坚决要求一位道人指引。那道人告诉他：如果他能坐在地上忍受任何痛苦而不发出声音，最后可以成为神仙。杜子春欣然接受考验，他历经猛虎、毒蛇、水淹、火烧，至死保持沉默。在地狱里，他拒绝回答阎王的问题而受重罚，刀山油锅的滋味尝过。他转世投胎，成为女子，因不哭不闹不说不笑而成为哑吧。她受过刀伤、烫伤、被狗咬伤，她被父母歧视、被兄弟姊妹欺负、被丈夫虐待，这一切她都忍住，吞回肚里。直到有一天生了孩子，有一天那个残暴的丈夫把襁褓中的婴儿掷出窗外，她立时忘了立志成仙的宏愿，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结果一声狂叫，前功尽弃。杜子春仍然是一个“人”，与神仙无缘。——从这个故事我们想到人有人性，而人性中最不能磨灭的就是母爱，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了，那就根本不能算是一个人。可是这一层意思不必明说出来。

其实不只小说，诗、剧、一部分散文也都追求这种双重效果，例如写山水的诗里面就不能只有风景。文学作品大多给我们两度的满足，首先是文字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使读者欢喜感动，但是紧接着的是读者陷入沉思，他想到许多东西，他所想到的比他所看到的更多。前者为感性的满足，后者为理性的满足。前者为具体的感受，后者为抽象的思考。一篇小说如果不能引起理性的满足，那就“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理性的满足由感性的满足所引发，小说以故事发挥其感性的力量，“说故事”使小说可以跟诗或散文表达同样的主题而又和诗或散文分途。“只有故事而已”是一篇价值很低的小说，完全没有故事可能不成其为小说。使乔治。桑的“魔沼”成为小说的，不是小说开始时那一大篇议论，而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搭便车”的女孩在森林里迷了路。

为什么文学作品可以给读者两度满足？这因为文学作品是作家利用语文的特性作成的一种特别的东西。语言既不是一种精确的工具，足以处处引起我们的联想，而作家又挑选有代表性的题材，使作品中的一人代表千万人，一事代表千万事。林冲上梁山是一特殊事件，金圣叹批《水浒传》说天下英雄对此当同声一哭，则指出特殊事件中有普遍性。杜子春修道失败是一特殊事件，但天下父母为子女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却是普遍的现象，读者读了作家描述的特殊事件，受到感动，不能不想；既联到许多同类的事件，不能不归纳，既归纳出一个普遍的道理来，就要用它去解释去批判人生。作家所追求的成就，是以最具体的事件给读者感性上最大的满足，再引起读者理性的活动，作高度抽象的思考。

小　说（2）

在方法上，说故事和谈天当然有差异。谈天是和“谈得来”的人交谈，无须费许多心机去吸引对方。至于说故事，面对的听众则比较复杂，听众的注意力比较难以集中，说故事的人要针对人性的好恶来安排情节，始终抓住听众的兴味。如果故事很长，则这种循循善诱、引人入胜的功夫尤其重要，作者的惨淡经营岂是等闲容易？以《红楼梦》为例，研究“红学”的人指出前八十回的人物和情节到了后四十回有许多地方不能衔接连贯，认真续写后四十回的人没有按照原始蓝图施工，损害了这部作品的完美，可见种种人工布置在小说里面的确有，而且很必要。因此，我们说，小说比散文更需要结构，它的结构也很复杂。

为了使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故事要有一个重心，故事由开始到结束都围绕着重心发展。谈天的人谈到后来可以完全忘记起初谈些什么，七点半所谈的内容可以与九点半所谈的内容完全不相干，说故事则不可。一位贵妇人出席酒会，在宾客酬酢间大出风头，她忽然发觉挂在胸前的宝石不见了，那颗宝石价值连城，众宾愕然，主人焦急，于是宝石的下落成为故事的重心。大家怎样找寻宝石，那偷到宝石的人怎么隐匿赃物，情节围绕着重心发展。这是故事骨架，至于作者怎样描写这个故事，选择那些意象来使用，要看作者的抱负，看他在故事之外还要给我们什么东西。或者贵妇人知道宝石无法找回来，就想忘记这件心爱之物，而心理上的割舍又多么不容易！作者一方面写主人和警察合作寻找宝石，一方面失主则认为还珠无望而学习遗忘，两条线并行而又时常交叉，而重心在两者交会处，这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复杂了。

故事的重心形成主角。小说表现人生，故事就是人的欲望、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瓜葛。故事既有重心，情节自然会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有时候，这“少数”只是“一个”。读者会因此熟悉他、关心他，愿意知道后事到底如何。通常人在说话行事之际显出性格来，小说如果把情节集中在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