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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婆留全力筹钱给镰仓鬼太郎赎回他的姐姐小玉兰。他心无旁骛地与各地海商做着生意。由于大陈岛地处水陆要冲，是沟通海外与内陆的重要港口码头。王婆留和宋师道这些海盗占据这个地利，得到很多生意的信息和机会，只要王婆留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他赚钱的机会多得是。

我们知道自然规律决定了城市的选址，优越的地理环境又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大陈岛的在东海中的位置较好，至少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它是最佳的贸易港口。作为东海的沟通海外与内陆的一扇大门，它拥有海商的必经之道和避风港，绵绵不绝的船只与货物运来。这一点通过大陈岛港口码头停泊的货船量也能看出一二。作为沟通东洋和西洋的中枢，水道四通八达。白昼站在大陈岛码头放眼望去，日系和阿拉伯系商旅，以及宁波帮的商船交织延绵，桅杆林立。大陈岛是这些商人进入内陆必选的中转站。故这里的旅店连成一片，三十步之内必有酒家茶寮。这种现象得益王婆留掌握大陈岛之后，他看见越来越多渔民和船队进入港口停泊，就开始建设街道和市场。于是乎大陈港飘扬的最醒目的却是他高高挂起的“王”氏的旗帜。这片“王”旗帜昭示大陈港是他的势力范围。

宁波帮商会的一帆顺风旗，篮眼睛海盗们的骷髅旗，日本浪人、武士八番大菩萨旗……甚至是佛郎哥人的旗帜也偶然出现在大陈港。各种不同颜色、图案各异的旗帜，入驻大陈岛，迎风飘扬的旗帜正意味着大陈岛的繁荣昌盛。

许多海商已经习惯把上东洋或下西洋的货物运来大陈岛，进行中转贩运。王婆留这帮海盗利用地主的便利，对本海域的熟悉度，对人脉的掌握程度，对来往的货物调配灵活，并且与海商们形成良好关系，花费的成本也大幅降低，海商们也乐意找王婆留的手下办事。王婆留的羽翼可以直接掌控这座港口城市，伸张的隐形势力范围则直接影响到整个远东。替海商囤货和保存货物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王婆留借着底下堂口的千余兄弟，做货物装卸、搬运；做酒家，族店等等生意。他们实际上掌控大陈港的经济命脉，并源源不绝象吸血一样攫取自己的利益。

王婆留他们当然不会只坐收地利之便，收点地租和保护费就心满意足。其实算算花费的时间与人力，以及刀口舔血的代价，海盗们收地租和保护费并无多少赚头。既然王婆留他们涉足海运，远渡重洋进行贸易是迟早的事，若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只要逮住机会，王婆留他们也有冒险入海的觉悟。

机会将关照有准备的人们。上天以无比慷慨的赠予给王婆留他们送来一次赚大钱的机会。这次送给他赚钱机会的人竟然是广东人称作番鬼佬的佛郎哥人，则葡萄牙人。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其实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汪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反而后来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是最早虐民为快的罪魁元凶。

根据明代制度，中国并不是跟任何国家都要贸易的，如果不是朝贡国就没有互市的特权。

作为真倭输出地的日本，在真倭大闹宁波后，明朝政府断绝与日本朝贡贸易关系，严禁本国货物输出日本。因而真倭在大明沿海展开的贸易，都是走私贸易。在此之前，日本要取得中国的商品，多数为朝贡往来，或者从吕宋中转。中国的商品运往吕宋，再从吕宋运到日本，不仅增加流通环节的成本，提高了商品的价格，也要多花费许多时间。显然，日本海商并不喜欢这种贸易方式，走私贸易是他们无奈的选择。作为曾经与明朝政府建立朝贡贸易关系的日本，非万不得已，绝对不会乐意使用武力要挟的方式从明朝土地取得商品。

关于中国古代与他国的贸易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有一点原因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官方的外贸原则是厚往薄来，说白了，就是吃亏做生意，做“送人情”生意。这点是现代人不容易理解的，中国一直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对外邦一概视为蛮夷，所以便有“怀柔”“羁縻”这样的国策。外国的东西进来，我们就视为是对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