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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大本营制定了专门针对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作战计划，而夺取南昌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攻占赣北重镇南昌，，接下来自然是对武汉动手了。

在日军现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上呈裕仁天皇的奏折中这样写道：“随着支那事变的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陆军省认为，从地域、人口、资源等问题看来，企图现地自给自足难以如愿。结果，只能消耗减弱日本的财力。必须将******政权驱出中原，压迫到边陲地区以取得战略、政略的有利态势，占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要地，并以此为基础加强新兴的亲日政权。南昌会战固不待言，且须断然进行武汉、重庆作战。”

然而，日本国内其实对于发动第二次武汉会战还是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以现任首相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反对的最为激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近卫文麿很清楚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用一个糟糕来形容都不足以说明日本现如今的经济惨状。

其实，以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并不愿意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相比激进的大本营他们更愿意逐步蚕食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为此，早在1937年12月之前，即南京未陷落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在德国政府的调停下进行了一次和平谈判，当时双方人员并未会面，所有的内容均由德国大使进行传话，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非正式谈判。

当时日本政府提出四点条件，一是要事实上承认满州国，二是要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三是国民政府必须停止排日，最后则是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

对于这四项条件，中国政府要人们经过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在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日本这四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据说参谋副总长白崇禧还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既然如此，不知日本政府为何要开战？”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并不想将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没等双方坐下来，首都南京陷落了。日本政府利令至昏，又傲慢地加上了多项条件，如，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程序上也提出要求限年内作出答复。并且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定。

而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转达于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十一项媾和条件中的细节加以具体说明。但是傲慢的日本政府原以为屡战屡败的中国政府会迫不及待的全面接受日本的议和方案以早日停止战争，因此，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大为不满。

随后，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会上，多数人说服了反对派后达成一致决议。并由政府出面，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日本政府自已就把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路子给堵死了。因此二战结束后，日本许多人士以及史学家都认为近卫第一次声明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声明。

当******政府听到日本政府这个傲慢的声明之后，当然也就气愤的放弃了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路子从而更加全力以赴的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了。

随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日军试图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击溃中国的抵抗力量，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结果是战场越来越大，时间越大越久，日本已经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潭。

在去年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时候，当时日军大本营在上奏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判断，只要大日本皇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便可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从而结束这场战争。原话是：“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结果很让日本政府和大本营郁闷，国民政府竟然守住了大武汉，反倒是他们损兵折将。战争并未结束，反而因为第一次武汉会战的失败，致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