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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抽出两个步兵大队去阜平确实有困难，所以香月清司致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提出缓调的请求。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以命令必须执行而未同意，且在后来3月21日于北平召开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会议上，冈部为此指责了第1军，并要到会的第1军参谋长饭田祥二郎少将承认错误。

但饭田以晋南作战是按方面军的命令进行，临时抽出部队将影响完成原定任务，且作战中有关兵力使用问题，也容许第一线的指挥机关提出这方面的意见为理由而反驳。饭田这样申辩后，冈部直三郎及其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大佐气愤之极，要求寺内作总结表态。

寺内寿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第18届政府首相寺内正毅元帅之长子，1899年11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以陆军元帅出任陆军大臣，是一个骄横、度量狭小而又讲究排场和肆意享受的人物，凡与其意见相左的军官都受到了打压。

在此次会议上，寺内根据饭田祥二郎的申辩后指出：“凡命令必须执行，并要向军司令官传达，今后对此应严加注意。”

如此态度明确的认为是第一军错了，寺内寿一还要第一军参谋长将此话传达给香月清司，这是**裸的侮辱和蔑视。

更让香月清司难以接受的是，在华北方面军这次会议结束后，在上报陆军省、参谋本部及下发各部队的文件中，都以典型事例指出第1军的问题。香月清司在听取了饭田祥二郎关于遭到申斥的汇报及看到华北方面军的文件后非常气愤，因而向寺内寿一写了一封从五个方面说明该问题有关情况的长信，但结果信被退回。

此外，香月与华北方面军在不少较重大的问题上亦有严重分歧，如策动抗日意志不坚定将领之归顺与徐州作战兵力之使用等等。尤其是昭和12年秋，香月的第1军沿平汉路向西南之石家庄地区进攻，其麾下第14师团的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对于用兵方面有独特的见解。

因为土肥原早期即随坂西利八郎中将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在社会各阶层中建立了相当多的关系。这次作战进攻之前肥原通过关系与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布防于安阳地区的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建立了联系，上述这些部队曾派出代表向土肥原作厂“恭顺”的表示

尤其是对临清地区的蔡培德、安阳地区的李英、李福和等部的策动已具有相当眉目，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对这些拟归顺者怀有轻视与不信任的心理，规定了不少苛刻的条件，使香月对这项工作发生很多难处而搁浅。以后华北方面军却又要进行这项工作，但环境已有很大变化很难再进行。

再就是徐州作战的兵力使用问题，香月对华北方面军抽调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而使石家庄以南及晋南地区的防守兵力空虚，结果不仅被迫放弃长治等地区。而且在同蒲路南段沿线的临汾、曲沃、闻喜、运城的第20师团，昼夜遭到再次渡过黄河返回晋南之国民党军的攻击而陷于困境。

总之，因集中兵力进攻徐州，致使第1军这两年取得的战果呈现出极不稳定的危局，各部队只能作被动的防御，再无出击和占领新地区及扫荡的能力，而华北的抗日部队则乘其机会得以大量的发展。

另外第1军参加徐州作战的第14师团，将其部署于突出孤立的兰封、开封地区，当第2军的4个师团及配属关东军的第3、第13旅团和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合围徐州时，国民党军约60个师的大部骤然从徐州向西突围，这些突围部队为清除西去的障碍，而围攻了孤立于开封地区的第14师团，致使该师团遭到重大的损失。对此，香月认为寺内寿一在巩固华北占领区的用兵方面缺乏通盘考虑，而在徐州作战的部署上则又顾此失彼。

还有就是，香月等对华北方面军的领导者及机关参谋人员口大气粗，动辄训斥部队很不满意。按香月清司的说法，华北方面军对他的指挥，犹如对低级士官那样。

在其他方面，香月对调出其第一线部队之机动数的弹药，对第一线部队指挥官们视察战场时所用的全为旧式性能差的“モ式”、“ス式”飞机，而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们至部队有时则乘用新式性能较好飞机。对部队到了冬季有的还未发到棉衣，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课长、参谋，甚至勤务人员则早已穿上新的、有的还是高级防寒服。对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一直居住于安闲的平津地区，很少至第一线部队视察，艰苦危险的地区更是少去等，都有不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