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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秦孝公后说了很久，但是秦孝公不停得打着瞌睡，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等卫鞅离开后，他把景监大骂了一顿，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脑子有毛病，只会胡思乱想，哪堪一用（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很郁闷，心想：“卫鞅啊，卫鞅，你都和大王说了些什么？”事后，他把卫鞅找来骂了一顿。卫鞅解释了一下。

过了五天，景监又一次找来卫鞅。卫鞅再次与秦孝公会面，结果景监又被骂了一顿。景监再次责备卫鞅，卫鞅又解释了一番。

等到第三次会面后，秦孝公的态度忽然变了，他对景监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说的话很有道理，可以一用。”景监赶紧再次去请卫鞅，这次卫鞅却说自信满满得说：“我知道大王一定再次召见我的！”之后，他与秦孝公有了第四次深谈，成了大秦帝国的重要谋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前三次谈话都分别说了些什么呢？每一次，商鞅是如何向景监解释的？

第一次：我和大王谈论帝道，但是大王没有兴趣。

第二次：我和大王谈论王道，但是大王依旧没有兴趣。

第三次：我和大王谈论霸道，大王对此深感兴趣，我知道大王一定会重要我了。

事后证明确实如此，秦孝公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等不了。”

秦孝公何以会对霸道如此感兴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天下共举，依然辞让，仆人之出，天下庆幸

王道：一心行仁，泽及百姓，万国景仰，莫不愿为平民，征伐一地，多地盼王师

霸道：修刑厉法，富国强兵，使民怀刑畏威，以法服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所谓帝道，大抵有无为而治的味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最好的君王，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王，百姓亲近并称誉他；再次一等的君王，百姓畏惧他；更次一等的君王，百姓反抗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国古代很崇尚这样的一种政治，治大国如烹小鲜，给百姓们最大的自由，才是最好的君王。这种观点在汉初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这才有了文景之治。客观来说，这种治国理论，在今天的社会依旧有他的积极性。最好的政府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状态，政府的运行是隐匿的，人民不知道政府的存在，但是却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功效。

何为王道呢？儒家最为推崇的就是王道。以仁治国，以百姓之心为心，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有为而治的。按照老子的说法，可以算第二等的君王。王道要求施仁政，给百姓恩惠。如果有必要，君王可以牺牲自己。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对于王的尊重是有限的。“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通义》中。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说，创立他所谓的“独尊儒术”。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义的话，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属于异端。

那么什么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为推崇的。也是战国时代最流行的思想，至于说儒家、道家什么的，在诸侯的面前都是非主流。像吴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过于韩非子。所谓的霸道，在我看来是某种程度上的依法治国，当然这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不一样，更多强调刑法的作用，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只能按照君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像机器一样为国家服务。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后，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态了。

让我们返回到上文，秦孝公说卫鞅是一个妄人，不堪一用。但是这是他的真心话吗？显然不是，否则第一次会面，他也不会听了很久，才让卫鞅离开，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见卫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霸道？

这也很容易解释，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战乱连连。在这样的时代里，施行所谓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现实的，有些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味道。霸道可能会导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见成效，而帝道、王道虽然可以获得长久的效益，但是见效太慢。可能还没等你把仁政推广下去，你的国家就被灭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不受威胁的中央王朝做后盾。而这个条件是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