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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分出了等级，正像销售的货物分出正品和次品、一等品和三等品一样。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婚姻的买卖性质不那么直接和明显，而是通过嫁妆来体现。在古希腊人看起来，女方的家庭及嫁妆要比姑娘本身的人品更重要，如果女方的父母没有为女儿出嫁置办丰厚的嫁妆，就会被人看不起，这使许多有女儿待嫁的贫穷家庭陷入困境。

古希腊的大政治家、大改革家梭伦制订过一条律法，规定：“把现金作为一部分陪嫁内容的风俗必须废除，以免使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以及缔结男女双方爱情的婚姻变成了一种金钱交易。”要订出律法来禁止把婚姻变成一种金钱交易，可见当时此风之烈。

但是，在梭伦的律法里还是强调婚姻中的爱情成分，这在公元前5世纪也不容易了。在中国古代，对掠夺婚采取否定态度，正如梁启超所说：“夫寇与婚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无古代婚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耶？”至于买卖婚，在中国古代多见于购买婢妾，而娶妻则盛行聘娶婚，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人很重视伦常，在这方面似乎远比古希腊严格。中国的古人对聘娶婚十分强调，把它看成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曲礼》云：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

《诗经·齐风·南山篇》说：

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以上所述，都是特别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越礼”，就不是正派人。所以《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指出：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在以上论述中，肯定了结婚、成家、交合是人之本性，这是对的；但又给这种本性套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枷锁，完全否定了男女的自由恋爱和自由交往，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实质。

在婚嫁方面，一般说来，人们会考虑到自然规律。因为根据自然规律，女人比男人衰老的速度要快，所以新娘要比新郎年轻许多。欧里庇得斯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是将两个同龄男女结合在一起，那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男人的气力更为耐久，而女人的身体衰败得更早。”

第三章　妇女和婚姻（5）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嫁女儿需要丰厚的嫁妆，所以古希腊的女子出嫁比男子娶妻困难一些。如果一位父亲在女儿到婚嫁年龄而未能及早替她找到婆家，那么，他就得求助于一位手脚勤快的女人，这种女人靠说媒营生，她们最拿手的本领自然在于她们能够把姑娘的一切优点简单明了地说出来，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巧言令色都是媒婆的看家本领。

在柏拉图看来，她们的这种媒妁营生并没有换来好名声，而是在许多时候掺杂着索取介绍费的行为。忒奥克里托斯著名的第二首田园诗《索瑟勒塞斯》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姑娘在爱情的驱使下，派她的心腹女仆去找她所心爱的英俊少年达佛尼斯。女仆带回了少年，但他在与姑娘做爱之后却眉飞色舞地说道：“真令人伤心，她只是一个坏女人，不适合做一个妻子，可惜她使我失去了童贞。”

这位姑娘当然是受了骗，吃了亏，但这也表明在古希腊男女的性爱交往并不一定要通过媒婆，这种情况在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以上这件事和中国古代的张生与崔莺莺颇为相似，红娘牵线，逾墙相从，始乱终弃，只不过这种事在古代中国要比古希腊少得多。

即使如此，在古希腊男女之间也不是很可能做到经常见面或者做到相互深入了解。柏拉图曾经提倡签立婚约的男女双方要有更自由的接触，以尽可能避免相互之间的欺骗行为。如果实际上男女双方已经能够经常见面而且深入了解对方，那么这一要求就是多余的了。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新婚丈夫不用了多久就发现婚姻是一副沉重的镣铐，而年轻的妻子很快也会对婚姻感到失望。正如索福克勒斯所说过的那段感人肺腑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无人过问的人；我发现这就是女人的命运——我们只是一些废物。我们年轻的时候住在娘家里，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因为无知而幸福地生长。可是，我们一旦长大成人懂事以后，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