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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利用此次事变，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促成抗日战线早日形成，尽快地投入抗击日寇，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战争。为了实现第二种前途，中国目前还确实不能没有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少时读书即酷爱军事，喜读孙子兵法，和中国的哲理著作，后考入袁世凯的陆军速成学堂，继而被派往日本深造，一九一零年在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当士官后补生，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急需军事人材被陈其美从日本召回推荐给孙中山，此后一直从事军事指挥和谋略地研究。尤其是在平服陈炯明叛变中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之信任，并被委以军事重任。

（二百零四）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蒋所掌握的权力无人制约，蒋介石也就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采取封官许愿，政治拉拢，金钱收买和军事*等手段，纵横捭阖，逐步地削除、收编和瓦解了中国的大小军阀，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被其收编和瓦解的大小军阀在很多时侯因为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还常常心怀不满，暗怀鬼胎，但是畏于蒋介石的阴狠和手段毒辣，而不敢发难。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图一时之快意，那么很有可能处死蒋介石之日，将是导致国家内乱之时，而国家内乱之时又将是外患趁虚而入之时。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内乱，不给日寇可趁之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尽一切力量，避免第一种局面的发生，而是使事变向第二种前途发展。我建议：一、通知南京、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密切注视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和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和军队的行动，并随时向中央报告。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三、向全国发出通电，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给予张杨发动事变积极的肯定。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张杨的抗日主张得以实现。四、我提议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在张杨需要时，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众人一致通过。于十五日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十七日，张学良、杨虎城，因南京方面何应钦指挥讨逆军攻占潼关、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将领接二连三地倒戈拥蒋，乃向蒋介石陈述利害，讨得蒋介石的三天的停战令后，杨虎城对张学良说：“这几天我已经头昏脑涨了，趁此停战期间，副司令当速派飞机与*联系，请*派代表团来共商大计。”张学良乃派飞机去延安接*代表团。周恩来率同秦邦宪、叶剑英及罗瑞卿、曾山、童小鹏等随员和警卫战士共十八人的*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西安。十九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抗日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当前大势，非抗日无从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是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国家在此混乱中，日寇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二百零五）

却说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便立即展开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繁忙复杂的调解工作。根据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在首先充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后，对张学良说道：“西安事变有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这是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将他交给人民审判，最后将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来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有可能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