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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藐视我大清，以自己保卫使馆为由，集八国之兵，兴兵来犯，激起义和团民众满腔义愤和爱国热忱。扯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此时朝廷若有能力可顺民心，因势利导而驱外患以保我民。无力则不便介于其中，可任其与之斗。列国集八国之兵与我一民间团体斗，可谓是败之不名，胜之不武。无论怎样，总要贻讥于后世。纵各国史官也难以将此段历史写进本国史册以传于后世。而此时正是我大清朝廷在洋人骑虎难下之时，出面斡旋之良机。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洋人军将来自八国，全系为利所趋。而且因其利益不同，又会因之而各怀鬼胎，甚至有所争斗。但其洋人之中也有知理明辨之人。定能顺势而下。而对义和团众则需因势利导，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忍一时之怨愤。自行散去以释兵戈。对一些坚执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者，虽源出爱国也决不宽贷，施之以抚剿并用之策，能抚则抚，不能抚则剿，万万不可恃之以敌八国。

（七十七）

义和团民虽然人多势众，但毕竟只是民间自发之团体。原本是这里一团，那里一伙，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纵观其发展如此之迅速，料定其也不会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更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臣听说义和团每临战时常先喝符水，而后赤膊结队高呼“刀枪不入”一哄而上，试想，面对洋人火枪火炮，真的能刀枪不入么？倘或不能，因其是与列强八国为敌。岂不犹如驱群羊而扑虎狼乎？再说义和团民本来自民间，社会之底层，文化素质不高，不懂政治、军事、外交等等的斗争策略。自古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又说人过三千，形形式式，就是说，人一多了，难免会良莠不齐，遇事时不能运筹帷幄，照顾全局。通盘考虑，而只凭兴之所至。为所欲为，各行其事，如此一来则难免给朝廷惹出更大的麻烦。臣闻昨天在永定门外，原陕西义和团现在已经被招抚为武后卫军的董福祥部打死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可见这些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团民们全然不晓朝廷之苦衷，不讲斗争策略，更不懂外交谋略。那日本国对我大清本是无风也要掀起浪来的。臣料此事定然不会善罢甘休。越能灭吴，贵在忍耻。眼下正是我大清君臣百姓忍耻图强之日，岂能轻易言战，故臣请皇太后和陛下对日好言安抚，竭力平息纷争，万万不可恃团民而与八国敌。”袁昶言罢。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工部尚书启秀等又竭力怂恿太后，借义和团之力惩洋兵以壮国威。如此这般，以光绪帝为首的主和派和以圣母皇太后为代表的主战派议了一天，也无结果。十三日又议了一天，慈禧定下以拳灭洋的方针。旨令端王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义和团进京。十四日载漪打开北京正阳门和阜成门迎义和团进入北京。对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慰勉有加并给予鉴赏。

八国公使及八国军队之统帅闻听清政府迎义和团进入北京，遂在一起商议对策，八国军队之统帅，俄国的基利杰勃特，英国的普鲁斯，法国的库尔诺尔，德国的本德曼，日本的永峰，意大利的卡泽拉，奥地利的科诺维茨出于其本国及自身利益，一心想把事情闹大。议定：一面各自电告本国政府，称北京事态日趋严重，必须加派部队登陆并对进军北京作出一切安排。一面联名签字，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牒。美国海军上将恳布夫托词“未接本国政府通知和授意，我不能在此通牒上签字。”六月十六日晚十时俄国海军舰队副司令海尔布德郎率领英国翻译官二人至天津镇守使总兵罗荣光处对罗荣光言道：“拳民焚毁教堂，中国政府并不实力剿办，且在海上安放鱼雷，显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再说中国军队守卫大沽口于我各国代平匪乱一事实属不便。现在俄、英、法、德、日、意、奥七国商定，限于十七日晨两点之前，中国军队撤出大沽口，让出大沽口炮台，以便七国屯兵并疏通天津至京城道路。”说完将陈兵于大沽口外的七国军队之统帅的签字通牒放下，又恶狠狠的放下一句：“否则，即开炮轰击。”罗荣光面对七国通牒，严词诘责道：“各国军将既然是恃强凌弱之辈，中国军队也非贪生怕死之徒。我等当迎战之。”俄将海尔布德郎走后，罗荣光立即派人向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报告，并请求下达指令和准备支援。一面下令各守将进入各自职守地域，准备战事。

（七十八）

大沽口是海口重地，天津的屏障，面临渤海，背靠铁路，海河经此入海，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经之路，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清政府在此设有炮台，并有大口径的重炮，还有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共有三千人在此防守。在列强中，俄国海军一心想尽快提高其在联军中的地位，以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