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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对我来说，社会标准从来都是不存在的，社会游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菲谢利诺度过的那个冬天非常愉快。其间，劳伦斯写了《虹》。当时书名暂定为《姐妹们》。记得当时加尼特读了《虹》的手稿，对它不那么欣赏。为此，劳伦斯十分沮丧，认为加尼特没能跟上他的思路。我对他说：“你是在打破旧的标准，开创新的天地。”有人说我毁了劳伦斯的天才，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

劳伦斯总是那么忙忙碌碌，他教了我不少歌，我们在傍晚时分一起歌唱。他喜欢我嘹亮的嗓子。他自己唱起来声音很轻，但是，他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以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方法绝妙地传达了歌的音乐和精神。

我们也在一起绘画。他作画时是那么地专心致志。用嘴舔一下笔，迅捷地画在纸上，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之中，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漫不经心地瞎涂一气，纯粹开开心而已。

我还记得我们的钢琴从斯培西亚运到那天的情景。大海上飘来一叶小舟，在海岬周围起伏波动。三个意大利人惊慌失措，生怕弄翻了船，把钢琴沉入海底。我们对此不无同情，因为那情景确实十分危险。最后，他们终于将钢琴搬上了海滩，把它抬到了我们住的别墅里。一路抬还一路欢快地喊叫着。

圣诞节来了。艾丽德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大约有十二三个。晚上，他们和我们一起唱歌，显得十分舒坦自在。艾丽德的老母亲用古老的对唱形式唱起了法国民谣。英俊的路易吉也来了，他那从树上摘橄榄的动作实在引人入胜。还有那位爱恋上路易吉的姑娘马埃斯特罗。糟糕的是姑娘门第略高一级，而小伙子并不喜欢马埃斯特罗。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结合了没有，但我知道悲剧总是不断出现的。悲剧就像顽症，时时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然而，世上还有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这些凡人是不允许得到太多的幸福的。我和劳伦斯在当时似乎已超越了人类幸福的尺度。据我所知，年轻时期的劳伦斯本可以十分幸福，那时，战争尚未摧毁他对人类文明的信仰。他有一种对同胞的深沉而自然的爱……可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死气沉沉，他们机械式呆板的灵魂。

我曾经问劳伦斯：“什么是文明？这个人为的、我无法理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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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4）

他回答说：“文明就像一棵从某一人种里长出来的树。它生长，开花，然后就势必要死去。”有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劳伦斯是英国文明这棵大树上最后绽出来的一枝绿芽。不管怎么说，无论英国文明是否已经没落，我总还是希望它不要死亡。劳伦斯是英国文明的最后一枝新芽。如今，它已茁壮成长，刺破青天。

他总是那么绝对，那么不可置疑。“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是不会忽视我的。”他常常咬紧牙关愤愤地说，“尽管他们极想避开我，但他们终究做不到。”我想，事实也确实如此。

生命如此机械地延续着，它的发动机轰鸣声和其他噪声越来越意义匮乏，所有的生存意义都被淹没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聆听那些真正能够振奋生活的声音。我们对生活，对真正生活的感觉已经萎缩了。

每当我想到劳伦斯杰出的天才被人冷落，被人嘲弄，受到压抑、贬低，或者以恩人的姿式对他加以“保护”，我便不由地感到我们的文明是那么地愚不可及。事实上，我们多需要他啊！而如今，当他已经作古，他那对同胞的爱已经消逝那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感伤起来。那些批评家，真是的！假如他们当初不是批评而是接受劳伦斯的话，他们自己的生活又该有多么地充实！

在我们那幢别墅里，每天早上，我们迎着地中海升起的太阳起床，快乐无比，心旷神怡。起床后，我常常—个人穿越密密匝匝的橄榄林，去特拉罗镇寄信。一路上，总使我这个北方佬花费不少时间来观赏那些迷人的橄榄树。这些树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风采，各领千秋一时间。风儿吹来，更是上下翩然，变幻莫测。可有时，它们又静得出奇，黑黝黝的一片纹丝不动。在这种清晨，太阳把它绝妙的、颤悠悠的影子投在长满苔鲜的石子路上。在我的右边，便是浩瀚的大海。如果在这儿遇上基督和他的门徒的话，我一点也不会吃惊——吃惊的倒可能是他们。

如果可能的话，劳伦斯会谆谆教导人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因为生命本身而感激生活。他自己总是那么虚弱，比大多数人更接近死神。因此，对生活中每一美妙的时刻他都抱以虔诚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