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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下来。高明又问：“那孩子的父母呢？”老太太又回答说：“孩子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他妈妈，他妈妈为了养活这个家，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只留下她这个当姥姥的领着孩子，每个月靠捡破烂和孩子他妈邮寄的生活费为生。”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好像在控诉着这个世道的不公。高明的心里很痛，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街道办事处的随行人员告诉他说，其实孩子的父亲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参与了抢劫，已经被法院判了刑，孩子的母亲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去南方做了小姐。随行人员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却在高明的内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象不出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做小姐能赚多少钱，高明马上联想到了火车站附近那些小旅店内10元或者20元就陪睡一次的女人们，她们一个月要做多少次才能攒够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这样想着，高明的心情忽然就不好起来，因为他想到了淑芳，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乐乐。高明转身，又重新回到了那户人家，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到了老太太的手里。老太太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崭新的人民币，千恩万谢，恨不得给高明跪下。

虽然天河市的有些老百姓生活困难、度日如年，但是以丁日民为首的一些官员们却生活得无比滋润、赛过神仙。这些官员出门就坐高档小轿车，动辄一顿饭就花去上千元。在他们眼里这车、这钱、这待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他们自恃劳苦功高，总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殊不知老百姓们是水，官员们则是鱼，鱼儿离开了水，又怎么能存活。

丁日民更是和普通的官员不一样，他每天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自己今年都57岁了，年龄马上就过杠了，他想趁着自己位高权重，再狠狠地捞一把，然后退到人大或者政协去养老。在丁日民的人生观里，个人价值的体现主要是靠征服，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是王者。别看丁日民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他却经常捧起《厚黑学》研究一番，他认为做人只有该狠的时候狠、该黑的时候黑，才能另辟蹊径，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丁日民甚至想等自己退休了，就在南方沿海城市买一栋别墅，然后雇佣年轻漂亮的女人每天侍候自己，好好的颐养天年。

丁日民捞钱的手段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收受的礼金；二是替别人办事摆事收受的好处；三是发包一些关键工程取得的回扣；四是提拔任用干部得到的报酬。五是利用亲戚朋友办公司实体的方式，直接或者变相转移侵吞国家财产。不过现在丁日民变聪明了，他知道大面积的收受礼金风险太大，也显得太张扬。尤其是当了市长以后，一些小来小去的礼份子他都拒绝掉，他想，要收就收大的，保密工作容易做，而且很“解渴”。

这不，恰逢丁日民的父亲突然去世。丁日民马上告诉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暗中操办，不要太张扬。可是，丁日民是一市之长，市长的父亲去世怎么得了，不到半天工夫，天河市大大小小的官场人物都传了个遍。好家伙，这下可好，那各式各样的小轿车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丁日民住的豪苑花园。那各局的局长，乡镇长，党委书记，以及机关企事业的大小干部，一个个穿着深色的衣服，表情凝重，那情景就好像他们死了爹一样。要不说有些时候也难怪这些领导干部贪，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不是很好，领导家里一有点什么事情，某些人就像苍蝇逐臭一样地往上靠，想尽办法地对其进行巴解，所以就是惯，也会把领导们惯出贪的脾气来。这让高明联想到每逢教师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家长们给淑芳送钱送物的情景，淑芳不收，他们就会从门缝中给塞进去，然后人就会跑掉，害得淑芳很没有办法。后来高明和单位家里有孩子的同事们聊天，得知其实家长们也不想送，可是不送又担心别的家长送，然后老师会对自己的孩子不关心。这种普遍的心理和官场上又是何其的相似？高明不知道如今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谁定下的规矩，难道送了就一定会好么？

既然已经有人送了，丁日民当然不太好拒绝，尤其这丧事不比喜事，来吊唁一下也算人之常情。所以丁日民指派自己的太太像个门神一样立在家门口，每当有吊唁的人来到，她都礼貌地与人打招呼，当那吊唁的人将写着自己名字的信封塞到她的手中时，她都会熟练地将那信封装进衣服里面的大口袋里，这一切做得十分自然，仿佛天经地义一样。在所有吊唁的人里面，顶数新任的财政局长秦志峰的信封最厚，里面是现金1万元，难怪当初丁日民是铁了心也要提拔他。

要不说当官就是好呢，丁日民不过是死了个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