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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馆，精擅儒学，不能像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可以将儒家义理全然置之不顾，完全行厚黑之术。居官多年，家无余产，没有因私废公引荐过自己的亲戚子侄，他可以不忠于某个皇帝，但他忠于李唐皇室，他不能说是个忠臣，但他也不想做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贰臣。他可以大胆到合谋废黜皇帝，但却无法接受江山从此易姓，整个改朝换代，何况服侍的还是个女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的人物，但武后已经没了进一步研究他内心世界的兴趣，很清楚他已表明不会在为其所用，这就够了。昨日之友是今日之敌，在外敌未除的时候诛杀首席大臣并不妥当，可是裴炎不除她更加不能安枕，裴炎必须死。

不管内战已经开始，武后仍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原御史台）、侍御史鱼承晔收集裴炎的罪证，罪名也从“疑有异图”变成了勾结徐敬业叛军谋反。这个罪证显然不好收集，裴炎之罪与其说是对镇压反叛态度消极，不如说更在于他想强化其受遗顾托的大权，不积极筹划诛讨，旨在逗太后还政，而不在支持叛乱。在同徐敬业叛乱集团的关系上，裴炎是无辜的，但这又正是武后收审裴炎的公开理由。

大臣们已经沉默了很久。武后铁血无情的执政风格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底，士大夫的骄傲和坚持已经被消磨得七七八八。章怀太子一案牵连到钟鸣鼎食的世家大族高氏，武后轻描淡写地要他们把自家儿子领回去好好教育，便吓得这家人魂飞魄散，不惜自残骨肉表演出一场血淋淋的丑恶闹剧。废中宗，囚睿宗，没有一个朝臣敢吭一声质疑半句。接下来建武氏七庙，议杀李唐宗室，裴炎终于忍不住出声，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很多大臣憋在心里已久却不敢开口说出的话：“请太后还政皇帝！”

而裴炎因此罹祸。

即使他是全朝唯一的顾命老臣。

即使他是首席宰相。

这样下去是何了局？朝臣们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后退，还有多少可怜的尊严可以维护，还能剩下几分独立的自我？即使是和裴炎相交泛泛的人也不免生出兔死狐悲之心，何况裴炎身为首席宰相，文武重臣多得其引荐，与他相交莫逆的不在少数。凤阁侍郎胡元范率先打破沉默，他身为中书省的副长官，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否通贼谋叛的问题上是清楚的，上表奏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一石激起千层浪。侍中刘景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郭侍举紧接其后，为裴炎辩解。在两位宰相的带领下，满朝文武不少人具名上书，为裴炎说话的奏章雪片似的递上来，语气越来越激烈，群臣积蓄已久的怨气借此来了个总爆发。

自武后执政以来，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规模群臣上书反对她的决断，在野扬州之乱尚未平定，战火燃遍东南诸州，在朝大臣群起攻之，群情汹涌不可遏制，武后倍感压力，不得不召见群臣，以示安抚：“裴炎确实有谋反的企图，朕有证据，只是卿等不知道而已。”

武后言之凿凿，却丝毫没有出事谋反证据的意思，群臣哪肯罢休，仗着人多胆壮当即顶回去：“裴炎如果谋反，那么臣等也是反贼了。”

武后并不直接回答，但称：“朕知裴炎谋反，也知卿等不反。”

双方显然都是自由心证，武后说话云山雾罩，答非所问，一方面她和裴炎台底下的密谋太多，未可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也实在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罪状。“裴炎是否有谋反”变成了　“你是否相信裴炎会谋反”，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证据论证裴炎是否有谋反的事实，变成了众陪审团官员表态预测裴炎是否有谋反的意图，而裁决完全主宰于武后一人之手。生死大事不再取决于他是否有犯罪，而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要他死。对于习惯了样样通过正规法制渠道做事的唐人来讲，无法接受武后这样的做法，这次是裴炎，下次又会轮到谁？深深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悲凉，为裴炎说话的朝臣们态度都十分坚决。而武后当时之权威不稳，也可以通过群臣咄咄逼人的语气体味出来，故此武后特地在言语中把裴炎和群臣区分开来，以示自己追究的只是裴炎，他人不必多事。

然而心仍是乱的，时局如此纷乱，她不能没有顾虑。思前想后，她又特派一位专使姜嗣宗前往长安，探听老臣刘仁轨的意见。

刘仁轨当时已经83岁了，这位老臣历事三朝，为人任侠时气，年轻时即以从八品下的小小县尉，杖杀恃宠而骄的四品都尉，由此受到太宗的赞赏。高宗时又因得罪皇后宠臣李义府而被贬至辽东战场白衣从军，却因唐军总督的意外亡故而暂代主帅，白江口一战名动天下，就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