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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陈寅恪先生在分析武皇与韦后的成败得失时便称：“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而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　＇3＇，指出二者之根本分歧正在于集权与否，对国家的控制不力是韦后败亡的主因，可谓公允之论。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和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特别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制科。武皇对科举取仕的推广和贡献现已成为常识，但翻查史书会觉得奇怪，因武周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不及高宗时代，她大力推广的是制科取仕。世人常称武皇首创殿试，其实就是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考试，跟宋代考生省试之后上殿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筛选颇有差别。唐代史有明载的制诏举人见于高宗显庆年间＇4＇，显庆四年高宗开科八门，着重于文章道德，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所以武皇首创殿试一说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只是载初元年的殿试考生上万，持续数日之久，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显庆那次吧。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武皇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20人，还少于高宗时代。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缘：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司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唐代科举初兴，录取比例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本意是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却也导致请托之风大兴。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上呈给达官贵人或者主考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阁，也为了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还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加强可读性，相当于投递简历附加一封cover　letter，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诞生了，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5＇。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吃惊，现代大学生求职实在该学着点　^_^

考前挖空心思取悦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后拜访答谢更是免不了，举子视主司为座主，主司视举子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几乎休戚与共，关系密切。如此示惠于下的便宜事儿，武皇怎么会愿意让别人独占？下令严肃科考纪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誊录，派专人把考生试卷重抄一遍，免得主司认出笔迹故意放水。只是考场纪律严格了，一考定终身的缺陷却又暴露出来。再出色的人才也有临场发挥不好的时候，接连几位名士落榜，下面一堆人便开始唧唧歪歪。所以这些规定实施不久便废止（一说是武皇自己废除），而武皇对常科缺乏兴趣也可以想见了。与其让臣下做好人，不如开制科自己作座主，考官临时指派，科目自行拟定，及第者都是天子门生，免得臣下拉帮结派。这些手法被宋朝皇帝学了个十足十，科考规定严格，务求公平，不管常科制科，最后都由皇帝亲临把关，无所谓座主门生，坚决不给臣下任何树私恩的机会。进步与否，见仁见智，但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至天授二年（691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后，武皇连年举行制科考试，以禄位广收天下人心。长寿三年（694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是一个高潮，武皇决定结束酷吏政治，提拔贤才经世治国。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朝廷策贤良方正，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盛况空前。武皇御洛阳殿，亲发策问，年方弱冠的张说脱颖而出，文笔俊丽，词锋如刀，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武皇钦点对策为天下第一，当即拜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