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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头：“为么事？”

“谁把他的麦苗踩坏了几摊。”

“唉，这也犯得着！”春玲叹口气，“还有谁？”“就他自个哩。”

春玲禁不住笑了：“没有对手，也算打仗？你净嘈蹋人家。”明生翻着大眼睛，兴致勃勃，又比又划地说：“我是说，他又吹胡子又瞪眼，嗓门惊得南山响，比几个人打仗还热火哩！”

“他还在骂吗？”

“不骂了。想是没人理他，自个也骂累啦。姐，他要来找咱爹，给他抓踩庄稼的人。我说俺爹上区里开会了，妇救会长在家。他撅着胡子找她去了。”

春玲看着门外一步一颠的老母鸡，自言自语地说：“唉，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真不知他的脑子怎子长的，就那样没缝子。”

“姐，你说谁？”明生瞅着姐姐那副认真的模样，很奇怪，“是老东山吗？”

“又叫老山东！人家都末大年纪，名是你叫的吗！”春玲教训弟弟道，“我嘱咐过你几次啦，老不听话。”“又忘啦！接受姐的批评，下次改。”明生笑着，又问道：“哎，姐呀！我听人说老东山大爷和咱家还是亲戚，是吗？”春玲脸露羞赧，支吾道：“谁瞎说？”

“人家都说，说姐是他儿媳妇。姐呀，我可不同意你到老东山家去当媳妇，他那样顽固……”

“明生，快不要乱说。”春玲打断他的话，“姐谁的媳妇也不当，老在家当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头发，“天不早啦！走，兄弟，给妈上坟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发芽，麦苗试图离开地皮，向上拔节；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三三两两的人们，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懒洋洋地缭绕着。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处，有一片苍翠的松柏，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这时，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每年的清明节一到，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献花圈、修整墓地、植树、栽花……许多人也自动地、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

墓，母亲的墓，还有些新。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发青。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特别健旺的缘故，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翠绿的叶儿陪伴着金黄的花朵，花瓣上滚动着露珠，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妙的柔光。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她的手颤抖着去掀开篮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兄弟，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喏，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我在这儿挖坑。”

“好。”明生应着，提起小水桶就走。

“少提点，别弄湿衣裳。”春玲嘱咐着，见弟弟头也不回地去了，急忙蹲下身，从篮子里端出两碗用粉条猪肉做的菜，恭敬地摆在坟头前面，又拎起小瓷酒壶，敬重地向地上浇着。

酒浇在地上，姑娘的泪水涌出眼眶。一滴滴酒，一行行泪，一会就分不出洒在地上的是酒，还是女孩子的泪水了！

春玲的母亲是去年——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这是一位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母亲。抗日战争头几年，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第一次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被敌人杀害了！这打击来得太沉重太无情了，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之后，母亲渐渐爬起身，站起来，打发他最大的，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当敌人的据点攻克后，找回了春娟的尸体。母亲按年岁八字寻觅到一个死去的男青年，把她女儿的和那青年的灵柩并埋在一起，结个“鬼亲”。为这事母亲和丈夫吵了一架，也是二十多年夫妻俩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死别固然悲怆，生离也使人痛心。春玲的母亲长年累月为儿女们担惊受怕，盼望他们能回到身边，让她摸几把；可她想到，当母子相会那暂短的一面后，接过背包，心没定下，就又得给他们打点起程的行装，孩子们要看着妈妈的眼泪走出门去，她就又不愿要子女回家来了。有泪就自己背后流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省得扰乱他们的心。

当然，母亲也有过欢悦幸福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只有革命的母亲，才是人类最大幸福的享受者，至少是她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对春玲的母亲，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她二女儿春梅的结婚；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了，儿子、女儿、女婿都来到她的身边，围着她，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