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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时电话铃响了。瑞吉娜本想请院子维护工去接，转念一想还是自己去吧——她们平日里的维护工因为感冒告了假，她不好意思请一个陌生人帮忙。瑞吉娜告诉女儿坐稳，然后跳出浴池去接电话。正在给洋娃娃洗澡的小凯伦抬起一只手想避开妈妈离开浴池时溅起的水花，洋娃娃掉进水里。她弯腰去捡娃娃时，头发被浴池的一个出水口缠住了。（两三年前我读到的一则由类似原因引起死亡的消息激发了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

那个维护工，一个劳动公司派来的、穿着卡其布衬衫的小人物，看到了这一幕。他飞速冲过草坪，一头扎浴池里，用力把孩子从水底拽了出来，他这么做的时候在喷水口上挂掉了自己的一撮头发和一大块头皮。他会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直到孩子回过气来（这该是个多美妙，多富有悬念的场景啊，我都等不及写下来了）。他会拒绝那位惊魂初定、松了口气的母亲提出的所有酬劳，虽然他最后还是留给她一个地址，以便她丈夫能找他谈谈。只不过他留的地址和名字——约翰？萨伯——都是假如。

两年后，这位如今过着可敬的从良生活的前妓女在一份迈阿密报纸的头版上认出了那个曾经救过她女儿的男人。报上说他，约翰？夏克福德，因为涉嫌强奸并谋杀一名九岁女孩而被捕。这篇报道里还提到他被怀疑犯下另外四十起谋杀案，其中的许多被害人是儿童。“你们抓住‘垒球帽’（显然是那个在逃杀人犯的诨号。）了吗？”一名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声叫道。“约翰？夏克福德就是‘垒球帽’吗？”

“当然，”下楼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们认为他就是。”

这个下午，我听到湖上有太多小船的声音，裸泳是不可能了。我胡乱套上件上衣，拿一条毛由搭在两个肩膀上，沿着我梦中曾经挂满纸灯笼的小道向湖畔走去，打算洗去因一夜梦魇和早晨突如其来的工作而带来的汗水。

莎拉和湖面之间由二十三级枕木铺就的台阶相连。才刚往下走了四五级，一阵来势汹涌的感觉攫住了我，那是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的巨大感伤。我的嘴唇开始颤抖，随着眼睛被泪水模糊，树林和天空的颜色揉到了一起。我身体里开始发出一种声音——那是被压抑着的呻吟。我两腿发虚一屁股坐倒在一条枕木上。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它过去了，但那是错觉，接着我开始哭泣。最难受的时候我把毛巾的一角塞进自己嘴里，生怕湖上坐船的人听到我发出的声音，他们会以为这里有人被谋杀了。

我因虚度年华而哭泣，那段日子里我没有乔、没有朋友、也没有写作。我因感激而哭泣，因为一事无成的日子眼看要结束了。现在肯定这点还太早——“单燕不报夏”，八页书稿并不意味着事业的复苏——但我想这也许是真的呢。我也因后怕而哭泣，就像当可怕的遭遇终于结束，或者人们侥幸逃过一劫后往往哭泣那样。我哭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自从乔死了以后，我一直是在沿着路中央的白线往下走，完全出于某种奇迹才未遭不测。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保护了我，但那没关系——这个问题我可以等到以后解答。

我把所有的感情全部宣泄在这场恸哭中，然后继续往下走，趟入湖中。凉凉的湖水不仅冷却了我发烫的身体，它给我重获生命的感觉。

第15章（上）

“对记录员报出你的名字。”

“迈克？诺南。”

“你的住址？”

“德里是我的永久住址，本顿街14号，我在T镇还有所房子，靠着黑迹湖。邮寄地址是862号信箱。房子在68号公路下的第42号路。”

凯拉·德沃尔的诉讼监护人埃尔默？德金用肥胖的手在前面挥了挥，也许是想敢走一只讨厌的虫子，也许是想告诉我已经够了。这一点我同意。我觉得自己像电影《我们的镇子》里的那个女孩，报出自己地址时总说“上帝的宇宙的银河系的太阳系的地球的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格罗弗角”。总之我有些紧张。在四十岁上，我参与司法程序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只是坐在德金、彼得斯和杰瑞特在卡斯特尔…洛克镇布里奇街的会议室里，但这是一次真正的司法程序。

在这些场合下，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一提。法庭速记员使用的并不是那种看上去像加法机一样的键盘式打字机，相反，他用的是一个速记面罩，一种扣住下半张脸的装置。这种东西我见过，不过只在黑白犯罪片里见过，片子里面丹？杜里埃或约翰？佩恩（两人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电影演员。）总是驾着辆带侧孔别克车到处转悠，咧着嘴抽着骆驼牌烟。一眼瞥见角落里坐着个如同世上最老的战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