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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住了我的胸。

我推了下桌子向后退，想呕吐，用手抓着身上穿的汗衫的圆领。我办公椅的轮子卡在一小块地毯上——乔在她生命中最后一年淘到的东西之一——我直直地向后倒下去。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眼前金星直冒。我想我很幸运没有昏过去，但我想我在一九九八年元旦早晨的真正幸运倒是我这样倒了下去。如果我只是从桌前退后，那我还在看着那个图标——看着接下来出现的可怕的空空的屏幕——我想我可能已窒息而亡。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至少还可以呼吸。我感觉自己喉咙收得很紧，每吸一口气都发出奇怪的尖细声音，但是我在呼吸。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在盥洗盆前猛吐起来，我吐得那么猛，脏东西都溅到镜子上，虽然我的后脑勺没有出血（可是到了中午那里鼓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包），我的前额出血了，出了一点点。后来撞的这个包也留下了一道紫色的疤痕，人家问到这个疤的时候我当然要撒谎了，只说是半夜撞到浴室门上了，我真傻，这对早上两点起床而不开灯的家伙是个教训。

当我完全恢复意识时（如果有这样一种状态），我蜷缩在地板上。我站起来，给额头上的伤口消毒，然后坐在澡盆边上，头垂在膝上，直到有足够的信心才站起来。我猜我在那里坐了十五分钟，在那段时间里，我认定除非出现奇迹，我的职业完蛋了。哈罗德将会痛苦地叫起来，黛布拉则哀叹着不肯相信，但他们能做什么呢？派出出版业的警察？用本月图书俱乐部的盖世太保来威胁我？即使他们能够，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不可能从砖头里得到汁液，也不能从石头里得到血液。除非得到神奇的恢复，我的写作生涯结束了。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问我自己。后面四十年你怎么过，迈克？在四十年里，你可以玩很多拼字游戏，填很多纵横字谜，喝很多威士忌。但这样就够了吗？后面的四十年你还能干什么？

我不想考虑这个，那时候不想。接下来的四十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过完一九九八年的元旦我也很高兴。

等我觉得能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回到书房，眼睛看着脚蹭到电脑前，伸出手去摸右边的按钮，然后关掉机器。不先退出程序就关机会损坏程序，但在那样的处境中，我根本不去想这有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我再次梦到我在黄昏时分走在42号路上，这条路通向莎拉—拉弗斯；潜鸟在湖面上鸣叫时我再次向金星许愿，并且我再次感到身后的树林里有什么东西，越来越逼近。看样子我的圣诞假期结束了。

那是一个严酷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多雪。在二月份，流行性感冒袭击了德里很多老年人。如冰暴后狂风吹老树般侵袭了他们。流感完全没有传染到我。那个冬天我连抽鼻子的情况也没有。

三月份，我飞到普罗维登斯参加威尔文的新英格兰纵横字谜挑战赛。我取得了第四名并获得五十美元的奖金。我给这张没有兑现的支票加了个框并把它挂在起居室里。从前，我大多数加框的“胜利证书”（乔的用语；在我看来，所有好的措辞都是乔的措辞）都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但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我不太去那里了。当我想和计算机玩拼字游戏或玩一个比赛级纵横字谜的时候，我坐在餐桌旁使用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我记得在那里坐了一天，打开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主菜单，光标下移到纵横字谜……然后把光标又向下移了两三个菜单项，一直到光标突显出我的老朋友，Word6。0。

接下来掠过我内心的不是沮丧或虚弱，以及生闷气（自从完成《一落千丈》后，我体验过这两种情绪），而是悲哀和单纯的渴望。看着Word6。0图标的感觉突然就像看着我皮夹子里乔的照片。端详着她的照片，我有时候会想我愿意出卖我不死的灵魂来换取她的复活……在三月的那一天，我想我愿意出卖我的灵魂来换取能再次写作。

继续并尝试吧，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低语，也许事情已经改变了。

可惜没什么事情改变了，我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打开Word6。0，而是把它拖到屏幕右下角的垃圾桶里。再见了，我的老朋友。

那个冬天，黛布拉温斯托克打来了很多电话，大多数是好消息。三月初她报告说《海伦的诺言》占了文化协会八月主要举荐名单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史蒂夫马蒂尼的法律惊悚小说，他是出现在《时代》畅销书排行榜八到十五位的老面孔了。黛布拉还说我的英国出版商很喜欢《海伦的诺言》，相信这是我的“具有突破性的小说”。（我的书在英国的销售总是滞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