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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在明代后期的宫廷里，早已形成了一种乌托邦风尚：阉人跟宫女的公开婚姻。尽管神宗和崇祯极力禁止此事，但丝毫没能见效——这种风尚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在神宗之前，明代中后期的大多数帝王都认为，阉人性能力既然已经丧失，所以即使跟嫔妃们“对食”　，也不必太过计较。

但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失去男根的阉人，性生活如何可能？是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金钱和权势是他们组建家庭的筹码，但作为家庭生活的核心，性是如何被实现的？据《潜书》记载，“太监性淫，不胜其扰。交接之际，其阳亦突出将寸。”正是靠这不足一寸的“突起”，妻妾也“不胜其扰”——这个词必须被不断琢磨，才可在一种想象的空间里完成对阉人异性性方式的构造与把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他们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器具”：火（烫），针（刺），鞭（抽）。在今天，这些器物往往被当做施虐/受虐型性行为的辅助工具，并挂在成人用品商店出售，但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理由将之完全排除出变态范畴。而假具，显然也颇为流行，以至于闹出人命，从而进入当时著述者的眼界：“今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人间怪事，何所不有。”

自体性行为（1）

这样的情景在古典才子佳人小说里屡屡出现：男女主人公在雕梁画栋的屋子里调情，仆人则在窗户外面观淫　。这如果尚且算不上什么的话，那“通房丫头”这个建制就多少有些尴尬了：她名义上是男主人的妾，但往往充当的，却是男女主人性事上的助手——铺床，叠被，替男主人穿衣服，帮女主人梳头发。尽管她偶尔可以得到男主人的“临幸”，但在独占欲极强的女主人的严密监视下，她往往得不到什么机会。况且，在中国帝政日益加强的漫长时代里，所有有钱娶得起两个以上老婆的人，都无形中扮演着皇帝这个终极男人的妾的角色。一种男子的理想形体和气质逐渐形成了：广舒长袖，温文尔雅。在各种金石药物的帮助下，他们终于颇具一副“仙风道骨”，我们把这叫做：风度。而男子的配饰，也从宝剑变成了扇子，或者萧，交通工具，则由马变成驴，再变成轿子。再仔细琢磨“玉面书生”“风流倜傥”这样的词，你也许会明白，正妻在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得到性上的满足，何况妾。所以，在中国古代，基本形成了女性作为稀缺资源的乡野社会和男性作为稀缺资源的上流社会这种二元对立模式。

靠门第观念和武力维护着的这种二元结构，基本是两个封闭的、不相互流通的圈子：上流社会多余出来的女性，决计不会跑到农夫那里去；而乡野社会多余出来的男子，宁肯兄弟数人共用一个妻子，也几乎没有溜上哀怨贵妇人床榻的可能。合法而完备的卖淫制度虽然为解决富余男子的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但仔细想来，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卖淫只会让更多的处于经济弱势的乡野女子跑到有钱人扎堆的城里去，这无疑加剧了上述矛盾。除了卖淫，正经穷人家的女儿还可以选择去有钱人家帮佣，而男子，则只能当佃户。我说的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下，乡野社会的男子并没有太多流动的机会，他们进阶的唯一出路是：科考。科考跟采女　一样，通过层层选择与规训，最终只有符合帝王审美趣味的人，才能来到帝王身边并成为一名新贵。

女人作为一种财产，只会向上流社会富集，这直接促使了壮阳偏方、御女术及秘戏图在贵族中的流行。但这终究没能使他们像种马一样强健，相反，贵族日益没落了——从体魄上和精神上莫不如此。在这种景况下，女主人跟家奴之间的淫乱，再也不是什么秘密。但女仆们，则显然只能“用手指儿告了消乏”——中国关于手淫的记载，多是发生在年轻女仆身上。这并不说明混迹于贵族中间的女仆受到了比乡野村夫更多的性压抑，事实上，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无论如何，都处于被描述的境地，更何况跟上流社会伴生的女人——她们天生处于话语中心，我的意思是，她们的一举一动受到书写者的严密注视。在一种把玩心态的驱使下，手淫女仆逃脱了道德的检阅，成为腐朽的上流社会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议题。这种强势话语最终使乡野村夫的性问题没能浮出水面——千百年来，关于他们的辞藻少的可怜，要么是“刁民”，要么是“饿脬”。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手淫作为基本的自体性方式，在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大面积并持久地存在过，而是被主流视野长期忽视了。

作为对这种忽视的补救，一种意淫文化被发展了起来，从屈原到曹植到曹雪芹，他们像怨妇一样从隐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