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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事，而有其理，而天下古今之理，遂莫有妙于此著……酒中别有天地，文章中亦别有天地。其欲以酒掩者，又安知不以酒传也。”“则酒实为文章之先驱，有不可诬者，然文章成，只见文章而不见酒之功。酒有功于文章而文章实无负于酒，遂觉诗酒文章中别开一天地。”《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页。

6　“酒自引人著胜地”（2）

换个角度说，创作需要温度和热度，达到一定热度才会有鲜明的意象，就象人在发高烧时就有鲜明意象一样。而酒醉就是自我燃烧，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机体的敏感性。比如波兰作家霍夫曼的“许多灵感，许多幻象，那些开始只是出自想象、后来越来越认真的错觉（即真切的错觉——引者注），大都是得之于酒。在他的情况下，醉酒实际上可以产生新的幻想的诗歌。每逢在酒精的影响下，他会突然看见黑暗中闪现着磷火，或者看见一个小妖精从地板缝里钻出来，或者看见他自己周围是些鬼怪和狞恶的形体，以各种古怪装扮，出没无常”。但是，“他的心灵在酒馆的气氛中比在森林的寂寞里更感到适宜自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分册第163页。

心理学家也证实，酒醉后产生的幻觉中以形象生动、鲜明、逼真之幻视最为突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描述此种心态说：“无论什么不可见到的人，说不出来的、无法预料的内容都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猝然地、意料不到地，就像一道闪光。它们在沉思冥想中，在白日梦里，在松弛状态下，在酒醉和睡梦之中浮现出来。”《创造的秘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所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表示：“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的特点，创作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的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的性质。”《自我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徐复观先生也言及：“酒的酣逸乃所以帮助摆脱（忘）尘俗的能力以补平日工夫之所不足，然必其人的本性是洁的，乃能借酒以成就其超越的高，因而达到主客合一之境。此之谓酒兴相激。酒对于一切艺术家的意味都应由此等处，加以了解。”《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徐先生深谙此中三昧。

饮酒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和创作中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文人对酒总有一份特殊的情结。酒，能使他们暂时摆脱礼法的拘束，自由地交流思想，宣泄情绪；酒，能使他们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才情和灵性，真切地品味人生。在中国古代的文人生活中，酒与诗、书、画都有不解之缘，他们在酒后往往能创作出一些艺术精品。唐代诗人张悦在《醉中作》中说：

酒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

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有青山方有绿水惟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酒助诗兴，灵感得以闪现，信手拈来，便成佳句。比如好酒的苏东坡，他的诗词赋多是饮酒之后的杰作，是酒点燃了他创作灵感的火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与友人在湖心亭饮酒后半醉半醒的即兴之作。“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因回来得太晚，“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只好“倚杖听江声”。风一吹，倒使他清醒过来，便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慨。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饮酒的，王维举杯送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白居易更是嗜酒善诗，有人统计他的3800首诗吟酒诗800首。宋代词人也是“无酒不成句”。辛弃疾的“稼轩词”629首，与酒有关的347首。

6　“酒自引人著胜地”（3）

书画家同样离不开酒。他们往往醉酣兴发，泼墨临池，或作书，或作画，随兴挥毫。《书林纪事》卷二载：

“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杜甫曾有诗叹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

《唐国史补》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中而出之，天下呼为张癫。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草书的创作作过深刻的心理分析：“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此外，张旭对自然界的景观万象，“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