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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行动，而其他一切印象就必然变得暗淡，或者模糊不清。我看，并且自以为看到了；我听，并且自以为听见了；我研究我自己，并且自以为了解我的内心。然而我在外界所见所闻都不过是我的感官选择来指导我的行为的东西。我对我自己的认识只是浮在表面的东西，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因此，我的感官和意识显示给我的现实只不过是实用的简化了的现实。在感官和意识为我提供的关于事物和我自己的景象中，对人无用的差异被抹杀了，对人有用的类同之处被强调了，我的行为应该遵循的道路预先就被指出来了，这些道路就是全人类在我之前走过的道路。事物都是按照我可能从中得到的好处分好类了。”这就是说：“我们看不见事物的本身；我们十九只是看一看贴在事物上面的标签。”《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柏格森的分析确有一面之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对于科学家、艺术家来说，世俗的实际价值是不大在乎的，他所能够“不以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他们热衷的是创造，所以他们能客观地去知觉事物。有人说艺术家宁可让老婆饿肚子、儿女赤脚，也要创造他的艺术作品，因为艺术使他心醉神迷。这真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了。科学家也是这样，他们为研究而研究，他们的兴趣也不在实用。爱因斯坦就常常表示：“他宁愿与世隔绝，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在这里没有（人间的）是和非，而只有（客观的）真理和谬误。”《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184—185页。他还说，“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同①第48页。他在自白中表示，“我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我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38页。不可否认，在人类的关系中，世俗的束缚是不可避免的，对爱因斯坦来说，孤独就意味着脱离这种束缚而保持心灵的自由，这是从事创造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还指出：“‘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好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同③第293页。“务实的思想习惯”就是考虑实际利害。一个人如果完全被实际利害所控制，就很少有心灵自由活动的余地，而他的思维空间就极为有限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光荣是，我们对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东西怀有好奇心。还在人认识到星辰可以对农民或航海者具有实际用处以前很久，人早就对星辰怀有好奇心了，没有这种分明是人的、超越于动物之上的对宇宙的态度，那么使用价值也就不会接踵而至了。”《现代西方史流派文选》第141页。从总的方面说，科学上的创造发明是受生产发展的需要推动的，但就发明创造者的个人来说，却是出于他们的兴趣和爱好——那是他们的心灵自由活动的天地和自由思维的空间。美国心理学家吴伟士说：“发明虽受节制，但真正天生的发明家大半使其工作成为游戏。他决不会时时顾及经济的目的，也不会刻刻虑到社会的迎拒。发明家的传记，读之令人惊异。他们所惨淡经营的事业，大半纯然出诸发明的愉快，非受实际利害驱使的。这种游戏能益助他天才的发展，使他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需要为发明之母，只是半面的真理。”谢循初译：《心理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45—446页。鲁迅是主张人生要“留有余地”的，在谈到书的形式时，他表示：“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而较好的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如果“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就不免“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而且，“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华盖集·忽然想到二》。鲁迅的话小中见大，发人深思。这一点对艺术创作来说，尤其重要。卢梭的体会可以为证，他说过：“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惟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