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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0年）杀害名将袁崇焕一事，因是著名的历史冤案，众人皆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纵观整个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以大肆屠杀功臣为“朱氏”王朝开路，崇祯皇帝朱由检再以大批杀戮功臣的方式宣告退场，刀光血色之中，“君臣不睦”的坏传统一脉相承。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之时，没有一个大臣陪着他殉国，这对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绝佳的嘲讽。朱元璋杀戮功臣，是为了让“朱氏”坐稳江山；朱由检杀戮功臣，是为了挽救大明王朝。他们的理由看似很正当，可是，他们忘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血腥杀戮而坐稳的江山，最终会在血腥杀戮中断送。历史的报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为什么会报复？如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因果报应”，那显然有迷信之嫌，不能让人信服。我想，真正的道理或许是：一个原本自然生长的东西（比如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等），突然被粗暴的政治力量强行介入，这时，它就会被迫变形，变得面目全非，变得不可掌控。这个变形后的东西会成为敌对力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强行介入的势力做出致命的一击。这致命的一击便是历史对强权者的报复。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岂不知，“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历史上的“好心办坏事”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王氏之死》一书中引用过这样一则事例：山东郯城的陈太祯在1669年因病去世，他给妻子彭氏只留下了一片地、一间房和一头牛，还有一个叫陈连的儿子。彭氏在丈夫死后尽了自己的责任，送儿子陈连去读村塾。她的设想是自己辛苦守寡，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让儿子将来能成为读书人。可是，她的夫家亲戚不但不支持她，而且还欺负她，逼迫她改嫁。她儿子的三个堂兄陈国琳、陈国相和陈国连一同欺负这对孤儿寡母，陈国连牵走了彭氏的牛，陈国相闯进彭氏的屋子，试图将其赶走，而陈家的族长也不出面帮助彭氏。

夫家之所以欺负彭氏，目的就是想夺取她的财产。《大清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条规定的原始用意是为了鼓励死去丈夫的女人守寡——若坚持守寡，可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可是，这条规定在实践中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死去丈夫的女人若想守寡，通常是得不到夫家帮助的。夫家会欺负寡妇，目的就是逼迫她改嫁，然后从中获取物质利益。因为这恰好符合“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法律规定。彭氏恰好成了这条法规的牺牲品。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抢夺彭氏的财产，陈国相、陈国连居然设计把彭氏的儿子陈连打死了。这样，彭氏没有了儿子，丈夫留下的遗产就被族长指定给了别人。

一项原本是保护守寡妇女权益的法律条文，在实践中却把寡妇害得家破人亡。初衷和结果严重背离，这看起来有点荒诞，可事实就是这样。只在立法观念上褒扬妇女的“守节”行为，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与之配套的技术手段，那么，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身为弱者的寡妇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从来就有“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发生，法律条文如此，一整套的改革措施有时也如此。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改革。在变法之初，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王安石决心极大，他以惊人的勇气和难得的智慧发动了变法，力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宋神宗也给予王安石极大的支持，这种同舟共济、目标一致的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王安石推行变法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全面推行之前，王安石在小范围内试验过变法的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按说，有了上述条件，王安石变法应该取得成功才对，可实际的结果却恰好相反，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

就变法的主张和具体方案而言，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好的。以“青苗法”为例，其目的是为了“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高利贷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具体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利息低于地主对农民放贷的利息，农民承受得起。而农民之所借，本就是国家库存的余粮，以国家之余粮，解农民燃眉之急，于民有利；农民秋后返本还息，国家库存进一步增加，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可实际执行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国家规定的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