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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而“亡天下”则是指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被严重破坏，致使民不聊生，民族文化濒临崩溃。因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所以人们对“保国”与“保天下”的态度也应有别。“保国”实际上是在保卫某个封建王朝，责任应该由统治集团承担，即“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普通百姓不必关心；“保天下”是要保卫本民族的民生福祉和文化传承，那就应该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成了今人耳熟能详的句子。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虽也认同，但不会有切肤之痛。如果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就会有石破天惊之感——原来这里面饱含着顾炎武的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堪称思想瑰宝。

王夫之的境界虽在总体上不如顾炎武和黄宗羲高，但他也同样提出了“民族大义”应高于“君臣伦理”的思想。总之，明末的三大思想家都从清廷推行“剃发易服”令的过程中看到了百姓苍生所遭受的苦难。他们参加“反清复明”运动，表面上看是在为明朝唱一曲挽歌，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深处另有所属。他们早已跳出了“君臣之伦”的窠臼，他们胸怀天下，心系苍生，那种为民请命的精神境界是漆黑历史岁月中的一盏灯火，一直闪烁到今天。

晋商浮沉与票号盛衰

最近几年，以晋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始出现，2009年央视的“开年大戏”就是以晋商为题材的连续剧《走西口》。《走西口》里讲述的故事是从晚清开始的。其实，晋商发展的历史远比这要早。早在明代，晋商就以张家口为基地，经过塞北，同东北的满族政权沟通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从那时起，晋商就与满族政权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军入关后，认为“山东是粮运之道，山西是商贾之途，急宜招抚二者……”于是就对晋商网开一面，采取了招抚扶持的政策，这样，晋商和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二者迅速勾结在一起。可以说，晋商之所以能坐大，是与其从发展之初就有“官方背景”密不可分的。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它的开封分号的经理，结交开封抚台为兄弟，一下子就把河南全省的财政收入都吸引从日升昌“过局”。还有，对盐业，清政府一直是专控的，只允许两淮商人经营，晋商本没有盐业许可证，但是他们通过贿赂两淮商人，并在两淮商人缺钱时给予慷慨的借贷，一点点地控制了盐业的经营权。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晋商和清政府官员的互相利用无疑是晋商迅速致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便不难发现，晋商的繁荣和富庶有相当的成份是靠官商勾结的手段得来的。

晋商以“走西口”出名，这一方面归于山西人肯于吃苦、敢于闯荡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地理环境逼迫的因素。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又受战事的影响，文化教育一直不怎么发达。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科考一直是山西人的弱项。刘红庆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屋顶下溜走梦中的平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晋剧中有不少描写为佳人所爱的才子最终考中状元的情节，估计那都不是发生在明清两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也属于我们地方艺人画饼充饥式的*。因为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考试中，山西竟无一人得状元，这比中国姓张的从来没有一个作过皇帝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山西省在明清两朝数百年间竟然没有出过一名状元，这和晋商在商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多么不协调呀！

更可怕的是，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同时，晋中土地还不能为百姓提供足够的财富。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贫瘠，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也对太谷县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书科考不得，而土地又贫瘠，“丰年之谷”尚“不足供两月”，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选择“走西口”。口外，有朝廷的边关驻军，口外，有游牧民族，他们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而口外，还有毛皮、呢绒等内地少有的物产，这些是富贵之家需要的紧俏货。于是，在口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