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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你的工作吗？斯通女士。”广播员问。 “我爱我的工作。”斯通女士回答。 “战争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广播员问，“你还想继续工作下去吗？” “我想不会。”斯通女士回答，“当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将会选择在家里忙。” “你真是值得称赞。” 也许你会问斯通女士既然在战前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待在家里却会更“忙”。但是从广播员的评论可以看出那种把妻子限定在家庭里的观念。而且这一评论把家务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事实上，不过就是一系列谁都可以完成的作业。作为妻子的工作，家务不仅是需要完成的杂事，它还被提升为表达爱与支持的姿态。这样一来，女人在对家务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从耻辱到荣耀的感觉的变化，于是她在广告的蛊惑下很快就觉得自己伟大起来。战争结束以后，重型机械生产企业阿德拉精密仪器公司（Adel　Precision　Products　Corporation）的一则广告中，有一个小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再待在家里啊？” 反对雇佣已婚妇女的政策又一次被制度化了。例如一直到1955年，限制已婚妇女加入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才被取消。1948年，为在纽约的塞尼卡福克斯举行的第一届妇女大会做百年纪念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应该把妻子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举办这次纪念会议的美国妇女署给杜鲁门的致辞起的题目是“美国女性，变化的角色：工人、家庭主妇、公民”。当杜鲁门总统致辞的时候，他把顺序改了一下，“家庭妇女”在最前面，“工人”在最后。 然而想让妻子们老实待在家里的种种努力最后证明没什么效果，在50年代，女性工人的数目进一步膨胀。年轻女性渴望在家庭之外能够有所建树。在与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结婚的许多年之前，杰奎琳·鲍威尔在她的毕业年鉴上写到她将“永远都不做家庭主妇”。（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她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主妇，她把白宫从一个寒酸的办公区改造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公共场所，在那里，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所做的这一切为后来的第一夫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尽管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支持的公共服务没什么关系，但比原来用纺织品、彩色的小零碎和中国图案装饰的白宫好多了。杰奎琳·肯尼迪并没有直接对美国的政治发生影响——就像饱受非议的伊迪丝·威尔逊和希拉里·克林顿那样，但是她做的事情事实上很有政治性，并且具有复杂的社会涵义。）和这一情况很类似，50年代流行文化中最卓越的妻子露西·李嘉图（Lucy　Ricardo）也是一个有着强烈挫败感的家庭主妇，她永远都在计划着摆脱家庭，赢得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名望。 郊区的出现提供了让家庭主妇们待在家里的另外一个理由。1960年《时代》周刊6月份的封面故事这样描述了一个郊区家庭主妇：“交织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种种丝线——郊区梦想的保持者……孩子们总是在她心里，或者是在她腿边走来走去，她是早餐供应者（‘你不能把冰激凌当早饭吃，因为我不允许’），洗衣工人，清扫房间的人，洗盘子的人，买东西的人，园丁、百科全书、孩子们发生争执时的裁判、政客（‘汤姆，你妈妈从来都没告诉过你，闯到别人家里打开人家的冰箱是不对的吗？’） 贝蒂·弗里丹住在纽约郊区但是她的工作是一个记者，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大量引用了《时代》周刊上的文章，以证明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经常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喜欢用很表面的一些关心来掩饰她生活的沉闷和乏味：“如果她还没有怀孕，她就疑心自己是不是怀孕了。她站着吃涂了花生酱和黄油的三明治，想着要是在称体重时能大吃一惊就好了（周期性地），和隔壁的邻居在电话里聊天。她拿着支票簿，为丈夫的收入无法超过每月的账单而烦恼（从来都不会超过）。有一种趋势认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妻子地位永远不会有郊区的妻子地位高。如果丈夫送给她花（不是在特殊日子），她就会很惊讶，然后她会把孩子们赶到隔壁邻居家玩耍好给生活一点小变化，然后她在做晚饭之前为迎接丈夫的回来稍施脂粉。充满在她生活里的是美好的时光或者是对暗淡情绪的逃避。” 可以预见，当弗里丹的声明在1963年发表的时候必然会触到一种集体性的神经紧张。正如佩格·布兰肯（Peg　Bracken）在1962年出版的畅销书《我憎恨家务：什么时候做家务，怎么做家务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