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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是大有好处的，何况，外国专家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厂方总不能置之不理。“我保证赵信书同志没问题！”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已经亲自调查过了：他确实丢了一个黑炮。这黑炮不是别的，却是一颗棋子，象棋里的棋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认为，我们厂党委对他的生活关心得很不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在矿山勤勤恳恳地干了快三十年，却连个家都没有。这……周围的同志也应该替他操操心，给他一点温暖吧……”

这个知识分子也有点书呆子气，连翻译问题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侃侃地谈了十来分钟，说到后来，他也发觉自己走了题，又把话拉回来，说：

“总之，我提出还是让赵信书去和汉斯一起工作，大家讨论吧。”吴书记主持会议，当然要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才作总结，这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郑副厂长早就觉得应该让赵信书来当翻译，到外单位借人是多此一举。什么“黑炮”不“黑炮”的！他知道赵信书此人即使干坏事也干不了大的坏事，至多和汉斯有点私下的财物来往，无非是交换中国的古董和外国的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比误了生产上的大事好。但是，因为这个提案是李任重提出来的，他就执拗地不表态支持，靠在椅子上两眼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天花板。

会场静默了一会儿，周绍文坐起来，两手放在会议桌上，轻轻地咳了一声，说：“对赵工，关心，我们的确是应该关心的。过去，我们对他是不够关心的，啧！今后……不过，关心不等于不搞清楚问题。正是为了关心他，更要把问题搞清楚。所以说，李厂长，你是不是能把调查的过程介绍详细点呢？”

周绍文绝对没有一丝恶意。由赵信书当翻译和由冯良才当翻译，对他个人都没有一点利害关系。他只是从他主管的事情上出发，一定要把每个人的问题弄得水落石出而已。

李任重原原本本地把夜访赵信书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只是略去了给他介绍对象的话。

“嗯——”周绍文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脸上蓦地展开一丝异样的笑意。“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一，下棋是两个人才能下的，你当时去的时候，房子里并没有别人，他为什么要把丢了一个黑炮的象棋大明大白地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呢？二，一颗棋子值多少钱？李厂长说是木头做的，我不会下棋，不懂那玩意儿，可我想一副木头棋子至多值一块多钱吧；一颗棋子，不管它是黑炮红炮，就更不值钱了，他为什么要花好几毛钱打这么份电报呢？嗯？”

他睁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笑意看看每一个人，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希望大人能给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三个人也困惑地看着他，连郑副厂长的目光也从天花板上收了下来。李任重直眨眼睛：这两个问题既没有数据，又没有资料可查，比任何技术问题都难回答。是的，一件生活上的小事一旦提到严肃的会议桌上来讨论，它本身就无形中具有了严肃性和神秘性，谁也难以摸透——理性解释不了非理性！

大家又像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翻译的会上一样，僵在各自的座椅上。最后，还是吴书记出来打圆场。

“哎——我看，老李，ＷＣ的安装也快完成了，翻译呢，也不用再换了吧。那个姓冯的大学生，不是也对付到今天了吗？再把赵工换上去，他还要重新熟悉，也有困难。是不是？啊，咱们……这就算了。赵工呢，今后咱们的确要多关心他，主要要从政治上关心，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新情况吧。啊，咱们这次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李任重回答不了周绍文的两个问题，再说不出什么意见了。郑副厂长和周绍文更无话可说，收拾了桌上的本子，端起茶杯，一前一后地走出会议室。

“老李哇，”吴书记站起来把门关上，转回身坐到李任重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谨慎小心啦！像这类问题，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要出了什么纰漏，责任算谁的呢？你还敢在会上大包大揽地‘保证谁谁谁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我参加革命四十年了，都从来没敢说过这种话。你现在可不像过去了……你也知道，为了提拔你当厂长，从局里到厂里，有多大的阻力！直到现在，咱们党委内部，不还有人不服气吗？唉！你千万别出错呀！你出了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给咱们党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上抹了黑啦！到时候，你看吧，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难啦！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个领导真不容易！至于赵工呢，我还是那个话：也别难为他。干脆，让他啥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