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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材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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