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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会议，和战主张未能一致，潘鸿钧最激烈，仍主相博，欲造成第二次济南惨案之重演，在天津、河北一带，挖壕筑垒，配置队伍，借此向商家勒索饷糈；张宗昌亦致函各国领事，谓大军绝食，要求设法，一时形势极为紧张，人心皇皇，各国侨民更无安全保障。

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据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

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戒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