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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有我写下的几行潦草的字，这几个字才是我真正的支票。没了包包，我就没安全感，没法觉得自在，好像自己的一部分也没了。这就是我先生失去的东西。他早餐吃了什么、明天做什么、口袋的铜板叮当作响，他都不记得。他无法记得最近的事，他必须自己捏造。

二十年前我问过一个朋友，问他会不会有一种持续的渴望感，我想知道那种渴望。他回说：“当然有。”我们当时在五十九街的池塘边吃午餐，顺便看鸭子。太阳出来了，草坪又绿又密，鸭子绕着池塘划水，水不是很清澈。我那时对生命很彷徨。“那是什么？”我问，“我们在渴望什么？”他想了一分钟，然后说：“没什么，就是渴望而已。”那时候听起来对极了。几年以后，我成熟了一点，我知道我在渴望什么，我渴望：我属于这儿。

理查在两家医院里总共住了三个月。去年8月，他终于回到我们的公寓。他看起来很正常，他的脑子受到那种重大伤害之后能恢复成这样，算是奇迹了。我记得我那时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发生那种重创，什么都没改变吗？我们经过那么多折磨，我变了，我变得比较了解自己，比较懂得珍惜友谊，知道人最需要什么，我也学会怎么接受安慰。但是我先生表现得好像4月24日晚上9点45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好像车子没撞上他，什么都没变，每件事都和车祸以前一样。几乎让我有点失望。我体验到的那些事要拿来做什么用呢？要怎么和他分享呢？我和我的导师谈起这件事，她先生七年前也发生创伤性脑伤。她听完之后说：“珍惜这些日子。”哦，我心想，一切都会没问题的。毕竟，她不可能知道我们将来会怎样。我们会把4月24日之后停摆的日子照以前的模式继续过下去。

开始的十多天，一切都很正常。理查自己走到厨房，打开碗柜，摸摸桌子，摸摸厨房操作台。他说他在让自己“重新熟悉一切”。但后来，他就渐渐不对劲了。他开始问：“你为什么搬家？”

“没有搬啊，”我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但他还是啧啧称奇，他说我的确可以办到这样——我打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厨房。也许因为他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所以他以为一定是地方变了。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形是怎样。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骗他？为什么我说谎？他“真的”家在楼上，或在楼下，或在任何地方，反正不是在他目前所在的地方就对了。然后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以为自己11点的时候得去纳粹盖世太保那里应讯，他很害怕，但很认命。“现在已经没有盖世太保了，”我一再保证，我搂住他的肩膀，“我们很安全，你只是做噩梦罢了。”但他还是不信我。

他的幻觉越来越多，他说晚上有陌生人在他房间里，说有动物跑来跑去。他说他的尿液中有污染源，他已经送去亚特兰大化验，他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电话是多少，他得立刻打电话给他们。不久，我自己的正常观念也开始瓦解。他说他脚下的地板是斜的，我竟开始学他那样走路。家变成是混乱和担忧害怕的地方。不停打电话给他的医生也没有用，理查变得更偏执，最后终于演变成精神病。有天清晨5点，他光脚走出公寓，身上只穿一条内裤。“别拦我，”他大吼大叫，“我要回家。”每晚都来我家协助照护的护士把我拉到一旁，“罗太太，”她对我说，“这个家，是疯的管没疯的。”在那一刻，我迷失在这场混战中。后来我们终于找了个医生来治他的病，找到一间医院准备从急诊室接他住院。理查虽然很害怕、迷惘，又怒气冲冲，但他不肯去医院。在一个凄惨的星期三早晨，他再一次坚持要回家。我推出他的轮椅说：“理查，坐上去吧。”我恨我自己，但是我说：“坐上去，我带你回家。”

家（3）

这是大杯的曼哈顿酒，算是我的第三杯，我允许自己喝三杯。喝下三杯，我就不会喝第四杯。理查受伤以前，我已有二十年没沾一滴酒。但过去一年，我又喝酒又抽烟。我喝我的酒，再点上一根烟。这是老办法，是我对付压力的老办法，我有四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那四十年并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第一杯曼哈顿有家的味道。今晚我告诉理查我爱他，他说：“你的话值二十顶帽子和全世界所有的签名。”我又吞下一口酒。我不确定我先生会不会再回家，或是回到任何地方。

和我在鸭池塘旁边吃饭的朋友，现在在麻州某处的绿色山坡上有间石头造的房子。他住纽约市，很少去那间石头房子。他觉得他应该把房子卖给会一直住那儿、喜欢那房子、会照顾那房子的人。但是他又说，每次他一到那儿，还不到五分钟，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