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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有两件无法预测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纳错了怎么办？第二，如果路易斯错了怎么办？她跟恐怖组织头子不一样。关于她，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来核实。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个妓女，卡尔不愿意给她钱才杀死他怎么办？”

“胡说，”斯蒂夫说。“你说的是卡尔吗？你以为他会跟一个妓女吵架而让这次任务面临危险？为了赶走她，他愿意付三倍的钱，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点上，斯蒂夫非常正确。但是，“没有吵架怎么办？”汉斯问道。“她是个妓女，仅仅为了把他的钱包搞到手，开枪把他杀了。”

“对，但是什么都没有丢失，”阿弗纳说。“他的钱包恰恰还在他的夹克口袋里。钱包里有一百多镑现金。”

“你明白吗？”斯蒂夫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她是因为要搞到他的钱包才杀的他，我们就把她放掉吗？”

“有区别，”罗伯特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去追像‘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妓女而停止手头的工作。关键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杀卡尔是因为钱，那么阿弗纳说得对，她应该抢才对。”

“但如果她是个设陷阱的女人怎么办？她设下陷阱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人来把卡尔打死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卡尔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阿弗纳问道。“当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卡尔睡觉时从来不裸体。我跟他在一起住过。我知道。

而且，难道不是太巧合了吗？卡尔把一个路易斯认为是雇来的枪手干了之后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首先盯上我的枪手？当我在伦敦的大街上被跟踪之后？对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杀的，也至少是她设好陷阱让别人来杀的。”

“对，”罗伯特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路易斯是对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怀疑了。是她杀了卡尔——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关系不大，如果他是对的话。当然，如果阿弗纳也是对的话，即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跟那个女孩是同一个人。”

汉斯转向阿弗纳。“呃，”他说，“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吗？”

“敢。”阿弗纳说。

“你相信路易斯的话吗？”

“我正准备相信，”阿弗纳回答道。“你呢？”

他们面面相觑。到目前为止，路易斯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错误的情报。即使在格拉如斯，无论萨拉米还是阿布·达乌德参加那个会议没有，教堂里确实有三个阿拉伯武装分子。

跟伊弗里姆核实也毫无意义。“穆萨德”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荷兰杀人，不管这个人是否杀了他们的同伴。跟他核实只能使他们陷入一种违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来。“伙计们，伙计们，”他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事实证明，他们在等路易斯告诉他们那个金发女人回荷兰了。这个情报到得很慢——但他们在等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执行任务。那个夏天有几个假警报——既有关于那个女孩和萨拉米的，也有关于阿布·达乌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传来肯定的情报。那个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内会到胡恩。

当天晚上，罗伯特又动身去了比利时。

这一次他不是去设计新型炸弹，在胡恩使用炸弹有几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炸弹放在金发女人的游艇上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满足感。他们想亲眼看见她死。

事实是，他们都特别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标，包括阿里·哈桑·萨拉米还有点不一样，后者与个人无关。虽然直到很久以后阿弗纳才把这种区别说出来，但这种感觉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出来。杀恐怖组织头子是为了复仇——纯粹是复仇，为慕尼黑的十一个以色列人复仇——完全不存在个人之间的仇恨。他们了解名单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尊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