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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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