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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

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到中平元年（184）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流连于香艳和荒诞之间

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

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

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wòchuò）之事在这里都出现了。

裸游馆中。平三年（186），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千间裸游馆。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这里裸体游玩，他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