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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帝夺回政权的过程中，中常侍钩盾令郑众直接参与了策划和实施，在论功行赏时，郑众自然是首功。于是，郑众被升迁为大长秋。是汉代皇后的宫名，用以名官，称其官署为“长秋寺”。这是皇后近侍官首领，一般由皇帝亲信充任，负责宣达旨意，管理宫中事务。而在进行策勋班赏的过程中，和帝注意到，郑众总是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这种谦逊仁爱之心，很得和帝的赞赏。因此，和帝以后便经常同他讨论国家大事，国家一些大政方针的决策便较多地掺杂着宦官的力量。所以史书上说“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当然，和帝重用宦官，还有一些客观因素。这就是，这时期他所信任、倚重的一些朝臣和宗王或年老体弱，或寿短命微，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永元四年（92）到永元八年（96），相继故去的就有10位：

司徒袁安，永元四年三月死。

司空任隗，永元四年八月死。

千乘王刘伉，永元五年正月死。

太傅邓彪，永元五年正月死。

广宗王刘万岁，永元五年正月死。

太尉尹睦，永元五年十月死。

司徒丁鸿，永元六年正月死。

城阳王刘淑，永元六年五月死。

乐成王刘党，永元八年四月死。

陈敬王刘羡，永元八年十二月死。

这一串黑色的数据，是不是意味着刘氏政权的日薄西山呢？

亲理政事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汉和帝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尚不失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

安定边疆。西北有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西域降附者五十余国；东北有乌桓校尉任尚大破南单于，将辽东收归，改为渤海郡。和帝一朝，曾多次平定过少数民族的叛乱。

宽缓为政。和帝当政时期，曾多次下诏赈灾救难、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他任用的掌管刑狱的廷尉陈宠，便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仁爱之人，每次断案，都依据经典，而“务从宽恕”。

和帝对有过失之人，也能根据情况，从宽处理。永元九年（97），窦太后死。由于宫廷紧守秘密，和帝为梁贵人所生的事实始终没予公开。太后死后，梁家才敢奏明朝廷，为梁贵人讨一个说法。这时和帝也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但在如何安置窦太后的问题上，三公上奏：“请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而和帝却念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认为“恩不忍离，义不忍亏”，不应有所降黜。于是不降尊号，谥为章德皇后。而对梁贵人、宋贵人的问题也都妥善安置。梁贵人被追封皇太后。

注重德教风化。章帝时，居巢侯刘般死，按规定应由长子刘恺袭爵，但为满足父亲的遗愿，他坚持让弟弟刘宪袭封，自己则逃往外地。执政官上奏请示收回刘恺封国，章帝嘉其义，特许等待他。而刘恺始终没有回来，十多年后，执政官又提起此事。对此，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曾说‘能以礼让，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有司没有推究刘恺此举的乐善之心，而是以平常之法加以处理，这样做恐怕不能助长礼让的风气，成就宽弘的教化啊！”和帝深以为然，下诏说：“王法崇善，成人之美。”于是不仅同意刘宪袭爵，而且征刘恺为郎。

爱民为本。和帝十分体恤民众疾苦，多次诏令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告诫上下官吏认真思考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而他也常常以此自责，如永元八年（96）京城洛阳地区发生蝗灾，他下诏首先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忧东汉纺织画像石（拓片）民之心，殷殷可见。岭南（今广东地区）出产生龙眼、荔枝，为了满足朝廷需要，往往“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经风历险，劳民伤财。唐羌上书，请求停止，和帝批示：“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爱民之意，发自肺腑。

选官用贤。和帝深感吏制建设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据统计，他当政时期，曾四次专门下诏纳贤。这既反映出东汉吏制的空虚与堕落，也表现出和帝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从夺回政权到亲理朝政，可以看出汉和帝是一个宽和仁爱的君主，这与他的谥号“和”是吻合的。但作为一个君主，明辨是非，当机立断，更是一个重要的素质，在清除窦氏集团的斗争中，和帝做到了这一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