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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回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其中大赚了一笔。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

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劳心费力地想这些敛钱之方，虽然有效，但也还是太过麻烦。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他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那就是官位。

这个绝招还是他的母亲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涨到了极点。灵帝的四处搜刮，买田置地就曾经得到过她的大力支持。现在看到宝贝儿子又一次为弄钱而发愁，与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赋已经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进了汉灵帝的私囊，再找生财之路可不那么容易了。这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报告给了儿子。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公开卖官。

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作天字第一号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于是就对各项官职明码标价，列出一张价目表来。当时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起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买，就是官吏想升迁，也得出钱。为了激励他们出钱的踊跃性，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虽然如此，灵帝对于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愿意。于是他规定，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岂不是要亏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作巨鹿郡太守。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情愿，就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就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了。

当然，像司马直这样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汉灵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