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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冰冰的目光中，在指指点点的讥讽中，在造反派的训斥中，胸前挂着“黑五类”的牌子，去扫大街……母亲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思想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其实，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受害者千百万，又岂止我母亲一人！

“*”初期，我串联到武汉时，曾耐心地劝过母亲，开导过母亲：

“现在堂堂的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那样有身份的人，都被挨了批斗。您一个普通百姓，又何必在乎这些呢？”　但母亲始终听不进去，强烈的自尊感，使她怎么也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

在太原时，新的环境，不熟悉的人际关系，带来了稍微宽松的空间；外来的刺激少了许多，思想上得到暂时喘息的机会。后来虽然生了病，但疾病的痛苦母亲完全可以忍受，而精神上的痛苦却怎么也忍受不了。

母亲重返武汉，无疑是再一次掉进致命的政治旋涡，回天已无力。夺去母亲生命的生理原因是肺心病；而心理上、精神上的崩溃，则是长久向往的自尊，被*的风暴彻底摧毁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十一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姊妹无不万分悲痛，无不留恋与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大哥伤感地说：“母亲在世时，每逢春节，兄弟姊妹都心牵牵地往武汉奔，大家一起盼望过个团圆年。如今母亲不在了，再想聚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

大哥的伤感是有道理的。母亲健在时，哪怕是在粮食极为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兄弟姊妹总要想方设法相聚武汉，回到母亲身边，与母亲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骨肉团聚，真比什么都让人舒心。

1961年春节前夕，正是自然災害年间，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困难时期。在广州工作的二哥，准备回家过年，想来想去，往家里带什么样的年货好呢？当然最好、最实惠的就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于是，二哥扛着一麻袋红薯，“吭哧、吭哧”地急急忙忙赶火车。没想到，临上车时，列车员一把拦住他，狠狠地揪下麻袋，坚决不准上车，振振有辞地说：“上面有规定，红薯也是粮食，倒运粮食属于违法行为。”这时，火车鸣笛，马上就要开了。二哥急中生智，掏出他所在单位——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证明，对列车员说，“你有没有搞错，这是作为科学研究用的，是良种，专门用来栽种试验地的，乡下农民兄弟还等着急用呢！”　列车员一听，张口结舌，看着二哥理直气壮的样子，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放行。

二哥当着我们的面，在房间内走来走去，绘声绘色的讲述和表演，让我们全家人哈哈大笑，母亲停下手上的活，跟着我们一起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喘着气，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这些蒸熟了的红薯“良种”，一个个都种到了我们的肚子里去了。我们七姊妹乐融融地围坐在母亲身边，像“七星伴月”般的簇拥着母亲，大家欢天喜地过了个快活年。

幸福的时光，让我想起了中学时曾经读过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

发了芽的榆树，

得了雨水更茂盛。

孩子见了母亲，

怎么能不亲近。

…………

我们都已经不是孩子了，却仍然亲近着母亲，依恋着母亲，离不开母亲。

母亲在世的后几年，大哥已过不惑之年。平常下班回来，走进家门，只要没有看到母亲，第一句话便问：“姆妈呢？”　其神情，仿佛像个大孩子在寻找自己的娘。母亲为此曾感慨地对我说：“你大哥也是，都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跟细伢子一样，寸步离不得娘。”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61年8月17日，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份来之不易的通知书。那年月，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都讲“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考取大学，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学习成绩很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也往往在政审时，因为阶级路线的原因，而被无情地挡在大学的校门外。如果能被录取，实属万幸。

我高高兴兴地拿着通知书，从学校跑回家，激动地告诉母亲：“我考上大学了！”　母亲满心欢喜，怜爱地看着我，轻轻地用手揩去我额上的汗水，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感，再一次呈现在母亲脸上。当她翻开通知书，看到“哈尔滨”几个大字时，心情忽然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顷刻间，欣喜转为忧愁，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太远了，太远了，那里的天气冷得很，你孤孤单单一个人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