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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髻溜出，打着卷儿，垂到她头颈背后，在穿堂风里微微飘动。有时，汉娜会穿一身连衫裙，领口开得很低，连她左肩膀上的胎记都可以看得见。这让我回忆起来我怎么吹散她项上的秀发，吻那脖颈，吻那肩膀上的胎记。记忆也不过就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

在审讯的几个礼拜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偶尔我也会把麻木的感情刺激一下，便极力去想像，汉娜当时如何实施那些被指控的罪行；同时也回想她颈上的秀发、肩上的胎记，这些都是我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就像打了一剂麻醉针的胳膊，又被一只手死命掐着一样。胳膊不知是手在掐它，手却发出曾经捏过胳膊的信息，而神志对这两者全都无知，混沌一团，不分彼此。但是，只消一会儿，神志就把这两者分辨得清清楚楚了。也许，是手把胳膊掐得太重太重，掐得肉都发白了。过了好一会儿，血液才重新涌回来，那被捏之处也才恢复血色。不过，这并不能把感觉带回来。

那么，是谁给我注射了麻醉剂？是我自个儿注射的吗？不麻醉我还能###受得下去吗？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仅使我能够把汉娜看成路人；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我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于是，我看得见自己在大学的所作所为，看得见我如何对待父母、哥哥、姐妹和朋友，在内心我竟然只感觉是置身事外。

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师，他们参与整个审判过程，他们风格都一样，是法律修辞上的好斗喜胜，是书院学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闹喧哗而富有心计的大胆无耻，并且每人都按照各自###格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加以变通，各尽其妙。实际上，这一审判也已经把他们的能源都消耗光了。一到傍晚他们就身心更疲，声音更尖。好在，夜里他们又全都令自己再次充电，第二天早上故态复萌，时而低声嗡嗡，时而尖声啊啊，正像二十四小时前一样。检察官也很努力地亦步亦趋，日复一日他们坚持着那同样水平斗志昂扬的攻击。可惜也哉，他们却没有取胜。首先是因为法庭上展示的事实及其后果简直把他们给吓住了，接着，麻木不仁又把他们给镇住了。至于对法官和陪审团来说，麻木不仁的效果最为严重。在审判开始后最初几个礼拜，他们倾听着关于恐怖景象的陈述时，还带那么点显而易见的惊恐表情和确凿无疑的自我克制，这时，讲述者则是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声音哽咽，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又断断续续。到后来，法官和陪审团们的面部表情就恢复常态了。他们甚至开始露出微笑，交头接耳，当某一目击证人作证有点荒腔走板时，他们还会表示出几丝不耐烦。可是，当审判中讨论到要去以色列出差，以便通过一名女目击证人取证时，他们就又齐发旅游之豪兴，争先恐后起来。一听到新情况总是惊诧莫名的，是那些大学生们。他们每周只来法庭一次，每次都旧梦重温，可怕的罪行又再次戳进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是每天必到，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眼睛瞧着他们的反应。

《朗读者》21（2）

集中营的囚犯这个月不知下个月地死里逃生，怎么能够习以为常呢？对新来者的恐惧，他们怎么能够漠然视之呢？答案是他们熟视无睹，他们麻木不仁，正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屠杀和死亡一样。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文学作品，都谈到了这种麻痹病，人只要具有这项本领，生命就可以减缩到就那么几件事儿，行为也会变得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煤气毒死、炉子烧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饭。在罪犯们的交代当中，虽然寥寥数语，煤气室和焚烧炉乃是日常风景，罪犯们自己的生命也减缩成了就几种功能，完全是毫无顾忌，冷血动物，冥顽不化得就像吸饱了毒、喝醉了酒一样。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少变做了化石。

那时，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事实，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深受影响。当我就此对罪犯、受害、死者、生者、幸存者、生哀死荣者等等进行比较时，我没有好受过，即使现在我也不好受。

对前后这两群人究竟是否可以进行对比呢？我在一份报告里曾经对两者进行了一些比较，我 总是强调，罪犯们是被强迫到集中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受###，还是也施加于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