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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对峙，然而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二月，他写信给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

每当被问其他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赢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艺术、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讯员是哪一个。”（*1935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4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其他通讯员对他之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1870年时法军吃老鼠！

9月25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20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