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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和喷泉，全城的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就连雪糕和巧克力馅饼都比疑云便宜不少。

我跟着JP在城里逛了半天，回到家里，正好赶上他妈妈开晚饭。一来我在山下的城里吃了些零食，二来西蒙娜做的汤和炒蛋根本不放盐，吃上去一点滋味都没有，于是我只扒了一点到自己的盘子里。

老莫里斯又说话了，“哼，她的胃口还没有一只麻雀的大。”

我看他一眼，“不饿。而且我晚上不习惯多吃。”

吃了几口饭，他问我：“平时在家里，你都做什么？”

“买菜，做饭，看电视，上网。”我说。

“真是了不起的现代人啊，典型的现代生活。”他说，语气有点讽刺意味。

“否则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生活？”我说。

“你应该多动一动。”他说，“走路，干活儿，骑自行车……这样你吃得多，也都能消化掉。另外我觉得你早上起的也太晚，你知道吗？你把一天里最好的光阴给错过了，晚睡晚起可不是什么好的习惯。你刚才跟着Jean…Paul在外面吃东西了吧？我看见你衣服口袋里面那个包巧克力馅饼的纸了，三餐之间吃零食这可不好啊……”

他说啊说啊就没完没了了。

我的心里十分反感：我二十八九岁了，快三十年我都过着这种日子，为什么你要在这里不停地批评？他一定是觉得跟我混熟了，或者因为他儿子把一半的家产给了我，所以他就有资格在这里随便说我？

我才不会把这当做是好意的。真正的好意首先是出于对别人生活习惯和理念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习惯还有价值观去替代别人进行判断，告诉他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

换言之，无论莫里斯出于什么想法，他更多的是想要约束我，控制一个新来的家庭分子，我决不接受。

他还在那里絮叨，告诉我应该有怎样的良好的作息和生活习惯，西蒙娜与JP一声不吭，我脑袋里面想起来我来法国之前给自己订的一条原则：我能在家里为我父母做的，我也能为JP的父母做；我不能为我父母做的，我也不为他们做；我父母不能对我做的，我也绝对不能允许他们对我那样做。

简而言之就是：父母对等原则。

我老爸老妈不能跟我说的话，不能批评我的事情，我也不能给他这个面子。

终于莫里斯在满桌子的沉默中说完了话，我把手里的勺子放在盘子旁边，然后清楚地跟他说：“莫里斯，听我说：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法学习法国农场主的生活习惯。真抱歉。”

之后我把这件事情在电话里讲给了我妈妈和姐姐听，我姐姐在电话另一边沉默了半天跟我说：“你的反应过激了吧？”

“我可不喜欢他那样说，说得我头疼。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刚来他就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以后怎么办？”

“让·保罗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他妈妈也什么都没说。”

“他爸爸呢？”

“马上闭嘴了，再也不说了。”

“你威武。”我姐说。

那次我是真的不高兴，回家之后就跟JP发作了。

“你爸怎么回事儿？”

“没怎么回事儿啊。”

“凭什么絮叨个没完？我晚睡晚起怎么了？我就是不愿意动弹怎么了？我吃零食又怎么了？他凭什么管我？”

“他不是要管你，你还不了解他，他就是那样的人。”

“也许他也应该了解，我是怎样的人。”我说。

关于婚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一些细致深入的思考。

那时候我差不多十五六岁，我姐姐和我后来的姐夫打算结婚了，双方家人要见面，于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城市里一大票陌生人变成了我的“亲戚”。

我姐夫的父母，我得叫他们叔叔婶婶：他弟弟，我叫二哥，后来他结婚生娃了，我还多了个二嫂和外甥；他家的老姨老舅表姐表妹都跟我有了连带的关系。

有了新的亲戚来应酬，也就会有新的故事和矛盾，而且经常会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的事情求到你的头上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姐让我求大学里另一个学院的老师，给他手下的一个学生的期末成绩予以小小照顾。

我说：“这是谁的亲戚啊？”

“三姐婆家的侄子。”

“是姐夫老姨家的三姐啊？”

“不是，是你姐夫大爷家的三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