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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美国人之能够享有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彻底的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有余地去影响全国政治,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继承“陪审制度”的长期历史传统当中养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权”的习惯。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访问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国的社会制度矛盾重重。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宪章》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但是,自从法国的民法典也象美国那样否定了长子继承特权以后,贵族政治的精神已被平等的思潮所取代,平等的思潮在法国也象在美国一样必将取得胜利。托克维尔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阻止这一思潮的发展,充其量只能以法律把它范围起来。然而,美国制度的特点在于使多数管理国家,并通过法律使多数受到最大的尊敬,而这个多数又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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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最有教养的阶级所领导。
尽管美国社会有许多缺点,但它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里的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自信心并善于合作。他们的这些品质,也在限制国家的那种总是保护特权,从而限制个人的独创精神的“家长式统治”的需求。成年人选举权实际上意味着每个美国白人都有投票权。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没有止境,没有封闭社会的那套体制,财产也不可能过分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托克维尔说,如果历史的未来就在于走向这样的平等,那末对于法国来说,再没有比学到美国获得成功的重大秘密更为重要的了。
随着在旅美途中的深入考察,托克维尔对这种观点又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坚信,设在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或各州的中央政府权力不大,有两大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过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每个地方的本身利益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但是,他同接待他的美国人的交谈,尤其是他同艾伯特。加勒廷和纽约州立法机构的克林顿集团首领约翰。坎菲尔德。斯潘塞的交谈,表明他对报纸的种数的众多,对两院立法制的存在,对临时更换陪审员和律师的规定,以及对大量的不同教派的共存,都相当满意。他原以为,这样多教派的林立,必然强制人们去维护自己所信的教派,但他看到的和谐的道德风尚,又使他消除了这种怀疑。
托克维尔还进行过其他一些暂短的会见。他从这些会见得出的结论,表明他的直观推理能力非常敏捷。他和博蒙一同在荒漠中度过的难忘的两星期,使他确认美国当时的西部边疆与其说是一个停脚点,不如说是一条使人们很快就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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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平洋的大路。这条道路虽然只能使他依稀看到拓荒者当年留下的建设痕迹,但无论如何它是后来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基础。他认为,印第安人的品质比美国殖民者评定的高尚得多。但是,他面对印第安人的这些美德,却没有象夏多勃里昂和费尼莫尔。库珀那样在他们的娓娓动听的浪漫主义描写中学着卢梭赞美高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印第安人在商品化社会必然产生的压迫下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征服者美国人给印第安人安排的条件,印第安人既十分懒于又十分懈于适应征服者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他同博蒙先生一样,对美国人奴役黑人非常气愤;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从俄亥俄到肯塔基的途中所描述的奴役黑人的最坏后果,主要是使奴隶主迟钝和粗野了,而不是使奴隶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了。他承认波士顿的大主教们的态度高尚,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态度比纽约的大主教好。
他接着指出,这种差异应当归因于在波士顿有一个悠闲阶级,他们继承了大量的家产,有足够的金钱,不必去经营实业。这个阶级无疑同欧洲的上层社会人士相似。
当然,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多。
还应当指出,他很快就看出丹尼尔。韦伯斯特首先是一个大野心家,特别贪图掌握政权。他看到美国的工作人员有严守时刻的习惯,并认为这是经常劳动的结果。他也指出美国人对门第没有成见,只要双方互有情感,出身不会成为结婚的障碍。
托克维尔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校长昆西讨论地方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美国的尚未开发的广大土地之后,认为自己才开始看到对个人发展很少限制的行政管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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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打算进行某一公益事业,比如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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