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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修改，《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终于完成起草工作，并被送到市政府常务扩大会上进行讨论。

当时反对的声音不仅很多、还很强烈。“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先例。这可是原则问题。”“制定这样的法规，是否符合我国法典？”“现在改革措施还不配套，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否接受？债务能否得到妥善处理？职工心理能否承受得了？”……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这份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下发了。（叶健：《国企破产解政策“救生衣”完美谢幕》，2006年9月30日《辽宁日报》）

此举在当地却引起了“八级地震”：在宣布破产的大会上，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有人甚至在工厂的门口挂起了白色小花圈，工人见到干部就围攻：“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怎么还能破产呢？”人们对破产不理解、不适应，只好抱怨。

1996年，沈阳一家中型企业在大会上宣告破产时，同第一家破产企业的情形截然不同，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变成了阵阵掌声。尽管仍有不少职工对破产不那么情愿，但是大家都弄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破产，也就不会有新生，如同人类的新陈代谢，有生有死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

温州“抬会”会主的妻子被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

1986年，温州发生的“抬会”风波，让人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市场的原始粗暴，让人们初步看到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后的血腥。

1986年，温州，在以郑乐芬为代表的一批“会主”的主持下，一种被称为“抬会”的民间信贷交易正在这片土地上激情上演。

所谓“抬会”就是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可得到一笔利息，而会主则从中抽取提成。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成了乡亲眼中的财神。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却始终无法满足。1984年，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在苍南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就被当地政府查封。私人业主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又不能开办民间钱庄，民间资本只好转入地下。抬会风波正是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悲剧。

民间“抬会”达到疯狂的程度，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不再是“吃饭了没有？”而是“集资了没有？”

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有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笔资金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可是，由于其运作缺乏法律的保护和规范，纯粹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一旦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土崩瓦解。

1986年春，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迹象，随后，整个体系如多米诺骨牌般瞬间倒塌。还不了钱的会主挟款潜逃，被骗的人们疯狂地讨债、报复，金钱狂潮失去控制后的温州，出现了种种惨象：

愤怒的人们用竹签刺入“人质”的手指尖，要他们交待会主的下落；

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会主的妻子，被20多个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

数百名债主把会主的漂亮楼房化成焦土；

平阳县一个阴暗的仓库里，一个通过“抬会”捞了十几万元的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

乐清县海屿乡上百间房屋被捣毁，门窗被砸，室内桌椅箱子锅灶无一不七零八碎，洗劫一空，全村百余户家庭逃在外面，留下的300余妇女儿童被五花大绑受尽摧残……

自从温州地区出现“抬会”这个怪物以后，不少小学校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人质抓走。苍南县有几十个讨债的人拿出炸药包赶到乐清县乐东乡的三个会主家中，逼迫会主交出钱来，平阳县鳌江镇数百名妇女多次举行游行，并步行几十里到县城示威。

在那次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21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1991年，郑乐芬等人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抬会风波”使刚刚萌芽的私营企业对资金的渴望摆上了台面。

夏时制：把时针向前拨快１小时

夏时制这样的舶来品，在1986年的中国开始实施。有着“闻鸡起舞”光荣传统的中国人，经过好长时间的不习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