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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杂志上称：在中国，目前最知名的，也很可能是80年代最知名的外国人，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

据花克琳回忆：在昆明，我曾经拦下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问她怎样去一个地方，那个女子说：你先左转、再右转、然后……我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但那女子说，不，不，那不是去那里的路，刚才我说的只是你们在节目中的一段课文。她只不过是在练习她的英文罢了，我遇到的人都在练习英文，或者就简单地和我打招呼，我学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从街上遇到的那些人那儿——你好，老师。

80年代初中国街头出现的外国人，就像难得一见的西洋景一样吸引着国人的目光。普通老百姓从街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上，获得“开放”的直观印象。

花克琳回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站在街道上，看着我，甚至过来摸我，向我问好。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说话，他们看着我，说自己不会英文，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中文呀。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语言成为与外界交流不可缺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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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３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

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事件的亲历者李尚志，曾在《时代潮》2003年第2期上撰文《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弃权票的“新闻风波”》，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当我们正和会务组同志争论不休时，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3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

“新闻记者同志，你主张写进消息的理由是什么呀？”###同志问我。

这时，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来到会务办公室，他在听我陈述意见时一直笑着频频点头。

“记者的理由是很充分啊。”###笑着问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作为他们的社长，当然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小平、耀邦同志都在休息室里，咱们还是去请他们裁决吧。”###同志说。

我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小平同志也笑着点头。

一场“新闻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出了休息室，我立即动手在消息稿中恢复了3票弃权的内容。

第二天——1982年12月5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文字，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境外许多媒体都把它作为一种衡量“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来看待。

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使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第一次扬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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