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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为不死不休的政敌，像宋真宗一朝的的寇准与丁渭，丁渭是寇准的学生，经他提拔，在寇准做到宰相的时候，他也做上了副宰相参知政事。一次吃饭喝汤，寇准不小心把汤沾在了长须上，丁渭过去帮他捋掉，寇准就阻止他，对他说你现在也是宰相了，这些事以后就不要再做了。就这样一句话，丁渭把寇准恨上了，成为政敌，把寇准排挤出朝廷还不算，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很离谱，也很荒唐！沈欢对于宋朝的政治感到很窝心，除了这两位宰相之间的事情可笑外，这濮议也令人发指！若说党争，像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两党，生死厮杀，也算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毕竟涉及的利益已经令双方再也无法缓和。可这濮议，竟然也令双方争执了差不多两年，最后以贬谪了六位御史台的大臣来告终，理由是什么呢？不过是为了几个死人的名份罢了！

濮安懿王是宋英宗的生身父亲，但他又是宋仁宗过继的养子，还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司马光、吕诲一方认为濮王是宋仁宗的大哥，可以称他“皇伯”，还算处于公心，毕竟宋英宗继承了人家宋仁宗的大统，这样称呼有利于团结统治集团内部人心，也有利于收拾天下人心，以便更好统治江山。可宋英宗不干了，他觉得他既然是皇帝了，那么他父亲也该有个更好的名份，于是以韩琦、欧阳修等人引经据典认为该称为“皇考”，也就是要从名义上向天下告示他宋英宗是濮王的儿子，与宋仁宗没有多大关系，这当然不符合当时传统习惯，毕竟你这样做就令先帝难堪了！不单其他大臣不依，就是本来身为宋仁宗皇后的曹太后，也不依了，这样做简直是往仁宗皇帝脸上抹黑，她一个未亡人，当然得为亡夫争一个名份。于是乎，旷日持久的争议开始了！

沈欢拍了拍额头，有点头痛，看来自己又要有事做了，得准备为司马光所做之事擦屁股。不可否认，宋英宗、韩琦等人的主张都有着私心在内，宋英宗自不必说，很孝顺，也很天真，一心只要给父亲一个名份；韩琦等人嘛，私心之内也有着忠心，他们心里明白，仁宗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是宋英宗的天下，曹太后也已还政，再也无能为力了，因此倒向宋英宗那也是必然的，加上他们忠于皇帝，认为这样做也有利于巩固新皇的地位，有助于立下权威！

“司马光真是死板！”沈欢感觉又恨又爱，自己都说得那么清楚了，如果司马光根据形势，直接站在皇帝这一边，那么获得胜利果实轻而易举，可看他的架势，偏偏要背道而驰，坚持他心中的原则与理想！说他好嘛，又有点傻，说他傻嘛，又得为他的正直而佩服。也许，这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为司马光的原因吧。

果然，司马光还是坚持了他的原则，在了解官家追封决心后，他也明白追封之举势所必然了，又因为沈欢的提醒，生怕追封的名份过高，引起强烈争议，赶忙上了一奏章，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告戒官家说你既然是继承先帝大统，就不该大过顾及私亲了，如果要追封，那么就称濮王为皇伯，至于其他夫人，以某国夫人称呼也算很尊荣了。

此奏章一出，像指明灯一样给不少人引导，先是翰林学士王珪根据这个理论，力挺“皇伯”一称，接着是御史台众人，也一力支持。这些奏章上到官家那里，交给中书议论，这些宰执也有他们的理论，不肯服输。参知政事欧阳修作为博学之人，立刻就有了理论，引经据典说《丧服记》里有“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说濮王既然是官家生身父亲，若称为“伯”，千古未有，不足为论，又说既然称伯，那么他的夫人又封某国夫人，更没有这加爵的礼仪，也不符合礼制。

双方你来我往，才十多天就打了好几次嘴仗，有一发而不可收拾的趋势。以至于司马光每次回到府里都唉声叹气，闷闷不乐，一脸苦恼的样子。沈欢看了只有暗暗发笑，他倒有了一丝淡然，既然司马光立场已定，他也只有慢慢策划了，记得历史上司马光并没有因为此事牵连被贬谪，他本人倒是想与其他人一起贬出去，皇帝不允许，也就继续留任，不过这个知谏院并不是沈欢给他定的目标！

“闹吧闹吧，闹得越大越好！”沈欢对于这帮专干无聊之事的人有着一丝愤恨，想象着他们焦头烂额的模样，竟有了一丝快意，稍稍解恨，反正此事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慢慢熬吧，等自己想出办法帮司马光捞取功劳再说，当然，这对自己也是一个机会，能不能打入朝廷高层心里，就看他的手段了。

沈欢下定决心暂时不理濮议开头争论，毕竟现在不过是让朝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