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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　里根总统到西德

Bitburg墓园去献花，　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

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

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

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

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

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

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

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

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

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

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

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

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

“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

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

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

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

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

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

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

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

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

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

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

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

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

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

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