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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丈夫才能描绘梦想，才能制定合约，才能买入或者是售出财产，甚至这财产原本是归他的妻子所有。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妻子，能够因为失去配偶而去要求赔偿——这意味着由于配偶受到伤害而失去的服务、爱情和情谊。如果一个妻子在她丈夫在场时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会被视做其丈夫的失误。因为妻子和丈夫被看作一个法律个体，她们不可能背着对方搞什么阴谋或者是偷盗属于对方的财产。因为妻子是丈夫的财产，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也是，不管这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5）

婚姻史专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描述19世纪前夕的英国已婚妇女的境遇时说：“这是一个从自由社会中的个体变为奴隶的临界点。她的身体，她的财产——不管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她的收入，还有她的孩子们全部都因为婚姻被她的丈夫完全统治起来。”在1840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法国人阿莱克斯·德·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表达了由美国的妻子权力受到的限制而引起的巨大震惊：“在美国，女人的独立因为婚姻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如果一个未婚女子比其他地方的女人受到更少的约束和限制，那么一个妻子就要服从于更为严格的职责。” 保护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为之愤懑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写于1971年的《女人与公民的权力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中，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奥丽普·德·戈格斯（Olympe　de　Gouges）认为妻子应该有离婚和拥有财产的权力。1853年，已婚的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坎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给未婚的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这样写到：“我感到女人权利的全部问题都集中在了婚姻关系上。”她说因为妻子们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自治。1855年，当妇女政权论者苏珊·斯通（Lucy　Stone）与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结婚的时候，这对夫妇宣布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的婚姻不需要经过现行婚姻法的批准，因为这种婚姻法“拒绝承认妻子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的存在”。斯通还非比寻常的勇敢——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拒绝采用丈夫姓氏的女人。 保护的说法还反映出一种观点：女人天生就是弱者，她来到世界上的就是为了侍奉丈夫，生育孩子。女人们被公共生活排斥在外，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拥有财产，不能有公共的事务所，不能担任陪审员。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妻子这一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事实证明女人们是工厂里很能干的工人。已婚女性在离婚后被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担任孩子的监护人。有时候，她们还能单独照顾孩子。到19世纪末的时候，女人们取得了在婚姻破碎后拥有财产的权力，还有许多权限规定女人们可以控制她们自己的收入。法律在改变，女人们有机会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赢得了选举权。与这个事实保持一致，婚姻权利回应着公民权利，女人们在婚姻里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治。即使早在1920年之前，大多数加拿大女性公民就有了选举权，一直到1947年她们才不再因为与非加拿大籍的人结婚而自动失去她们的公民权。 尽管如此，妻子这一角色依然带着女性压抑的强烈标记。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本出版于1949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的女性主义的书中，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位终身未婚的女性做出了一个很偏激的宣言，她说婚姻让女人们变成了“寄生虫”：“婚姻是社会为女人们准备的传统命运”，她写到，“非但是让女人们担任主妇，她的职业使她依靠她的丈夫和孩子；她通过他们得到证明；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她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中间物。不管她受到什么样的尊重，她是顺从的，第二位的，寄生的。”她坚信，除非到婚姻制度被废除的那一天，不然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存在：“当我们废除掉这不符合人性的奴隶制度，以及这一制度蕴涵的一整套伪善后，人类的‘区分’将显示出真正的标记，人类伴侣将会发现其真正形式。”这一宣言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和蛊惑性，一些女人于是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走了出来。很多年之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承认他的第一任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