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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　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5＇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旧军人。1938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国远东军司令官泼西勃尔无条件投降，有“马来之虎”之称。1945年9月向美英联军投降，1946年2月23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　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节（第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　“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叹。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行，师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