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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厅里,阿虹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我男朋友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不见的呢?那么大个人了!”
“真的不见了!”她有些口吃,“我借给他两万块钱,他说好前天还我,可是到了昨天,他没有任何消息。我给他打电话,发现他的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我想了一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她:“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不会不会,他不是这种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放心地问道,“你说,他是这种人吗?”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一个星期,那借走了她两万块钱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又过了一个星期,阿虹的姐姐和我陪她去了医院,因为她已经怀孕了。
像她这种情况,孩子是留不住的,只能打掉。她听了医生的建议,情绪更低落了。她仍然相信那个男人会回到她身边,所以一直不去医院做手术,直到错过了最佳时间,她不得不上了手术台。
那卑鄙无耻的男人借走了她所有的积蓄,阿虹的姐姐开始在夜总会里“走场”,把高等艺术贱买。即便这样,“塞北的雪”还是敌不过“妹妹和哥哥”。阿虹的姐姐垂头丧气地回家,问正在替阿虹熬鸡汤的我:“我唱的歌是不是格调太高了?”
模特培训课全部结束了,我的气质发生了变化,身体也比原来挺拔了。促销活动开始时,我的同事都和我开玩笑,夸我:“变漂亮了。”
我并不满足于这点改变,又参加了健身操培训,这使我的身材变得苗条。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居然改变了我身高,我由原来的一米七二长到了一米七六。
过了两个月,我接到了模特队长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有一场演出的机会,问我能不能参加面试。
对于我来说,任何的尝试都是新鲜的,我痛快地答应了。
为我们带来演出机会的人姓左,队长坚持让我们称呼他“左老师”,其实他也只不过才二十四五岁。
他留着小平头,打扮得不伦不类,没有半点“老师”气质。
他打量着我们,似乎很不满意:“就这?”
队长红着脸:“原来的模特都不在了,这些是重新培训的学员。”
“可我需要的是专业模特。”左老师昂着头说。
“知道。这些学员的舞台表现能力还是很强的,她们……”
左先生不耐烦地摇了摇手,打断了队长的话:“算了,凑合吧。”
“左老师”皱着眉头:“给你个面子,挑几个,不过,演出费就……”
“不要紧,您看着给点就行!”队长不假思索地说。
“左老师”笑了。
过了十分钟,他从我们中间挑出四个人来。我是其中一个,小芬和阿虹也被挑中了。
三天后,队长再次召集我们,他递给阿虹一张小纸条:“这是排练地址,你们去吧。”
我们转身时,队长在我们的身后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丢我的脸。”
听了这话,我忍俊不禁!我们这个模特队办公室设在一栋即将废弃的写字楼里,一条宽敞的走廊成为我们的培训教室。
队长办公室里集中着财务部、行政部、咨询部,由于办公设备不完善,队长和负责报名的黄小姐不得不挤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里一起工作。黄小姐既是咨询部的骨干,又是行政部的主管,当然,财务经理的重担也当仁不让地压在她的肩上。办公椅缺乏,队长有时回到办公室休息时也不得不站着喝水!总而言之,我们的脸面轻若鸿毛,的确是经不起我们再丢什么了。
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一栋破旧不堪的楼房脚下,找到302房间,敲响了门。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皮肤白皙,个子不高,肿眼泡,厚嘴唇,尖峭的鼻子用力地呼吸着。她穿一件宽大的睡袍,踏一双拖鞋,此时正用一种戒备的神情看着我们,冷冷地问:
“找谁啊?”
我们四人顿时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正疑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房内传出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声音:
“诺儿,是不是我找的那四个模特?快让她们进来!”
“我知道你是找了model,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她们四个。因为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她们是model。”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头升起一团无名之火。身边的小芬按捺不住地发话了:
“哪来的土狗放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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